哈拉马山谷的记忆

南方周末 2020-05-17

刘景田在西班牙战场抢救伤兵。

二十多年前我在北京拜访一位老先生,谈到西班牙内战(1936-1939),留下多少动人的艺术记忆;譬如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巨幅壁画《格尔尼卡》(Guernica),画下1937年纳粹德国地毯式的空袭,夷平西班牙古城格尔尼卡的人间浩劫。谈话中,老先生想起一首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老歌,当下就唱给我听:

“西班牙有个山谷,叫哈拉马,人们都怀念它,多少英雄战死在山下,哈拉马开遍鲜花。国际纵队,留在哈拉马,保卫自由的西班牙,他们宣誓要守在山旁,打死那法西斯狗豺狼。”

这不就是一首英美流行的老歌《哈拉马山谷》吗?曲调来自加拿大的民歌《红河谷》,填上了中文歌词。老先生说1950年代时这首歌在中国挺流行。

歌曲中的“国际纵队”(International Brigades)是西班牙内战中传奇的部队,总共有4万人,来自53个国家,他们志愿前去,抵抗德意法西斯军援下的佛朗哥叛军,保卫民选出来的西班牙共和国。令人惊讶的是在“国际纵队”中还有中国人。能够确认的有12位,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那个抗日战争的年代,自救都来不及,不意还有中国人去帮助西班牙抵抗法西斯。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比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早一年。那年就有5位中国志愿者从法国赶到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其中两位山东大汉张瑞书和刘景田,后来还参加了1937年2月的哈拉马(Jarama)战役,那是西班牙内战中一个惨烈的战场。这个讯息惊动了几位朋友,2019年秋天,他们要我们带路走一趟哈拉马山谷,亲暏张刘出生入死的战场。

连橄榄树也在淌血

从马德里搭车南下,在通往地中海岸巴伦西亚(Valencia)的公路上,不出半个小时就看到远方山头冒出一个高耸的褐色纪念碑。到了山底,抬头仰望,纪念碑上紧握的两只巨大的古铜色的手,直擎一望无云的蓝天。山坡上是一片低矮灰绿色的野生百里香,凋谢的小花朵仍满布枝头,可以想见夏天花季时山坡一片花海,醉人的香味飘送百里,难怪《哈拉马山谷》歌词里写着“开遍鲜花”。我们沿着中间辟出的泥巴小道,慢慢往上爬。

这座紧握双手的纪念碑,朴素而庄重,似乎向苍天誓言团结。碑文写着:“莫拉塔(Moratade Tajuna)的人民,向为了自由而团结起来,参加哈拉马战役的国际纵队致敬。”

每年2月这里有纪念活动,许多国际纵队老战士、亲友和研究者从各国赶来,追思他们逝去的战友,现在老战士已经尽数凋零。2006年10月7日纪念碑揭幕时,当地市长主持,汇集的人群从山头一直延伸到野百里香铺满的山坡,纪念碑前面还站立不少白发苍苍的贵宾,他们就是当年参加国际纵队的志愿者。许多老战士说,参加西班牙内战之前他们从未摸过枪,到了哈拉马战场,面对的竟是佛朗哥的精英正规军,惊惶不可言喻。

纪念碑背后贴近峭壁处,被一长排橘色的塑料网围住,牌子上写着“此处2013年列为古迹保护”。塑料网后面的古迹,就是西班牙内战时留下的蜿蜒战壕和地道,深比人高,阻挡从山下往山顶上冲锋的战士。峭壁下的山谷,是一大片低矮的橄榄树园,子弹飞来,根本没有掩身躲避处。当年在哈拉马战场上一位爱尔兰诗人查尔斯·唐纳利(Charles Donnelly)有感而发,叹道:“连橄榄树也在淌血。”语声刚落,敌人一阵机关枪扫射,结束了他的生命。

国际纵队的传奇人物

战场上伤兵累累,救护兵中有两位山东人张瑞书和刘景田。他们是一战时来到法国的合同工人,当苦力,战后留在法国,在巴黎雷诺汽车工厂当工人,1936年11月28日两人奔赴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当救护兵并不是他们的本意,他们想当机关枪手,但因为年龄太大,没有被批准,那年张瑞书43岁,刘景田46岁。

战后,张瑞书回国谈到战场:“那救护工作也不容易呀,一次战斗是两个礼拜。在这十几天中,天天作战,一阵炮火下来的时候,阵地上满是敌我伤员,我同刘老抬起伤员就跑,一气就是十几公里才能放下。并且常常在敌人火力下抢救。”在哈拉马战场,张瑞书自己也受过伤。

有多少伤兵是由他们在机关枪子弹下背出火线,没有人知道,但是伤员和战士都知道,他们勇敢无畏。哈拉马战役结束当天,连队杂志就头版刊出一文《刘和张》:

“在这些救护兵中,有两个人最突出,他们已成为国际纵队的传奇人物。这两个人一个姓刘,一个姓张。国际纵队的步兵、炮兵或机关枪手或许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是都很尊敬地称呼他们为中国同志。”

哈拉马之役,是西班牙内战中一场关键性的战役。佛朗哥叛军想跨越哈拉马山谷,拦截马德里到巴伦西亚的公路,便可直驱北上夺下首都马德里,宣告内战结束。国际纵队和西班牙军队坚持作战,宁死不退。三个礼拜的战役,伤亡人数双方都超过一万五千人,谁也不肯放弃一寸的土地,形成了僵局,国际纵队成功地保住了马德里,使得西班牙共和国在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下,继续奋战两年,直到1939年4月佛朗哥才占领了马德里。这是为什么莫拉塔的人民要为国际纵队竖立纪念碑的原因。

1937年马德里《Es-tampa》杂志封面,刊登张瑞书的巨幅照片。

也是多国语言的合唱

站在纪念碑旁,听到车声,一辆白色车开上山顶。五条大汉钻出车门,年龄不一,其中一位穿着跟我一样的黑色运动衫,上面有纪念国际纵队的图案。我们高兴地上前相迎,原来他是本地导游,难怪知道有车道通往山顶,他陪四位丹麦游客来看哈拉马战场。

我们猜,也许他们有家人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年长的丹麦人简先生笑着说:“啊,没有关系,我们纯粹是对这段历史有兴趣才来。”他反问我们来意,我们摇头说:“跟你们一样,不过有两位中国人参加了这场哈拉马战役。”

话匣子就这么敞开了。简先生一脸白色络腮胡,以前是个海员,身材壮硕,他说:“丹麦有五百多人参加西班牙内战,有的骑脚踏车跨越欧洲来到西班牙。”他表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丹麦人口少,所以从人口比率来看,丹麦参战的人数比例相当高。他说读过许多丹麦志愿者的故事,“在哥本哈根还有他们的纪念碑呢”。

正聊着,突然听到一声银亮的叫声:“哇,你们也在这里!”转头一看,是满身活力的阿穆女士爬上山头,跟着上来的是一位金发中年女士。阿穆是西班牙国际纵队友人协会的会长,对国际纵队有兴趣的,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她。她介绍身旁的女士,是来自美国的玖蒂医生。

玖蒂为什么来看战场呢?“看到美国的情势,我很忧心,所以走访其他国家,看看别人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她含蓄地说,因此她到西班牙各地游走,遇到许多人,听到许多故事。在贫富悬殊、种族歧视日益严重的今天,也许西班牙内战反法西斯的历史,对她有所启发吧。

谁会料到,哈拉马战役82年后,三批人来自四个国家,不约而同地聚在哈拉马山谷,怀念国际纵队。阿穆忽发奇想,要大家聚在纪念碑前面,拉开国际纵队红黄紫鲜亮的旗帜,一齐唱一首歌。“就像西班牙内战当年,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翻越过比利牛斯山,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时,他们用自己国家的语言,一起唱《国际歌》。”阿穆动容地说。

在西班牙的秋阳下,中﹑英﹑西﹑丹四国语言的《国际歌》歌声飞扬,越过纪念碑,震动了山头。我心想,张瑞书和刘景田,这是献给你们的歌曲,你们听到了吗?

成了杂志封面人物

下了山,车子往东开,不多久就到了莫拉塔,停在哈拉马博物馆前。进门一看,是旅馆的后院,院子里摆了许多张铺着白布巾的宴桌,盛装的客人围坐谈笑,看到一群中国人走进来,他们满脸疑云,是否中国人也来参加婚宴?新娘新郎站在后面的一座门前拍照,我们不好意思地穿过他们,沾上新人的喜气,眼前是一栋粉红色镶着蓝色窗架的平房。

推门而入,白色墙上满是镶了相框的黑白照片,多到贴近天花板,延伸到隔壁房间,那些都是82年前参加哈拉马战争的战士和战场的照片。伴随着这些封存记忆的照片,还有当年战场上的实物,譬如步兵制服﹑防毒面具﹑反坦克大炮﹑榴弹炮﹑信件﹑各种废弃的子弹壳,还有抬伤兵的担架,等等。

在这些琳琅满目的物件中,最吸引我们的还是照片,特别有一面墙上密密麻麻贴着将近两百张战士的小照片,我们仔细检阅,认出战士有来自美国﹑英国﹑菲律宾﹑伊拉克等国家的,但是不见来自中国的张瑞书和刘景田。走到服务台询问,巧得很,站在一旁的长者正是馆长。我兴奋地告诉他参加哈拉马战役的还有两位中国人,从背包里拿出一本西班牙文版的书《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指着红色封面上背伤兵的大汉:“他就是刘景田。”馆长翻着书,要秘书抄下出版社的名字和地址。我想起背包里还有一张放大的张瑞书照片,随即取出,递给馆长,讲了一段照片背后的故事:

“1937年秋天,张瑞书来到马德里。每次战役下来他总是待在队里工作,从不休假,这次他的队长命令他必须去马德里休假。他走在满是内战标语和海报的街上,一张光头大照片吸引了他,走近一看,这是大开本《Estampa》杂志的封面,而这个封面人物竟是他!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队长下令他休假。这时围观的民众一拥而上争相拥抱他。”

馆长指着张瑞书这张杂志封面照,问道:“我可以留下这张照片吗?”正合我的心意,希望他能尽早把这张照片挂在博物馆。

张瑞书(左二)、刘景田(右二)在西班牙与国际纵队第十四旅的战友合影。

难忘异乡人的恩情

馆长名字是Gregorio Salcedo,朋友叫他高尤(Goyo)。他个子不高,肩宽胸厚,一双眼睛硕大有神,留着一撇浓密的八字胡,黑里露出几根白胡,一点也看不出他已经75岁了。我们好奇地问:“你怎么会收集这一屋子的内战记忆呢?”

这就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5年,高尤在莫拉塔出生,童年的记忆是痛苦的饥饿。“六七岁时跟着爸爸和哥哥去战场捡弹壳和铁片,卖了的钱去买面包。战后的西班牙,生活很苦,原料物资缺乏,许多人都靠捡弹壳贩卖维生。”他回忆道。随着年龄增长,他开始思索这场毁灭性的暴力是怎么发生的,他需要厘清楚,才能了解那些在战场上收集到的实物,于是开始认识这场战争,学着怎么把实物分类,挽救本地那段灾难的历史。

每个礼拜天,他都去马德里的跳蚤市场,买西班牙内战的旧照片,添加博物馆的记忆库。现在战场上留下的弹片少了,不过他还去捡拾弹片,他说:“战场上的弹壳弹片,有的嵌在橄榄树皮上,有的埋在地里,等到农民挖土时才发现。”他是个机械工人,业余时,喜好把收集的废弹壳熔化,铸成各种形象。博物馆里摆了不少他的铸塑作品:《战争之后》,是一双铐着脚镣的脚;《十三朵玫瑰花》,呈现13位年轻女子的半身裸体,没有头,也没有手脚,她们在内战结束那年被捕,被拉到马德里坟场枪决;《向被哈拉马弹片撕裂的人致敬》,是一个比真人高大的铸塑铁人,他花了一年的功夫才塑造出来,把死亡转化成新生命。

这个博物馆,是高尤18年前建立的。“我得感谢熙德旅馆(El CidInn)的老板皮拉尔(Pilar),慷慨提供这个场地作为博物馆。”高尤说。他还透露了创建过程的曲折:“这个博物馆起先是不合法的,我们没有营业执照。头几年有同情佛朗哥的人检举我,说博物馆里有枪炮,怀疑我有问题。于是宪兵来这调查了好几次,还把手枪拿回去检查,发现没有问题。”不过,坏事变好事,检察官送了他一张超大的当年哈拉马山谷地图,让他挂在博物馆,还给了他一些改善博物馆的建议。

我们注意到博物馆进场不收费,尽管熙德旅馆老板提供免费的场地,但是维持费和添加展品的费用,从哪里来呢?我们好奇地问:“有政府的补助吗?”

“过去我试过多次,都没有成功。所以博物馆的经费都来自私人捐款,特别是从国外来参观的朋友。”高尤说道,“不过以后我们会得到政府的帮助,不久会搬到一个百年建筑的博物馆。”我们真为他高兴,大家纷纷忙着掏钱,塞进捐献罐子里。

高尤经历过这么多的波折,靠捐款建立这个哈拉马博物馆,不断地充实,是什么动力促使他这么做呢?望着我们诚恳的眼睛,高尤回答:“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记着国际志愿者,他们家不在这里,他们是异乡人来这儿为西班牙而战,来这儿送死。我感谢国际纵队,所以18年前在这里建了博物馆。”

倪慧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