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家庭高负债率接近极限:政策弄巧、财阀操控、国家焦虑

南方周末 2020-10-09

2020年9月1日,韩国首尔南大门市场,一名饭店工作人员进行送餐服务。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趋势得到控制,韩国的餐饮等消费市场正在逐步恢复。(新华社/图)

韩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已得到较为有效的控制,首尔街头的流浪人群却明显地多了起来。其中,一些流浪者会向当地派出所“投案自首”,主动寻求“行政拘留”。

根据《紧急福利支援法》,韩国保健福祉部会给每一名“期满解除拘留”的人员提供数十万韩元不等的救助金。

“那是一种耻辱。”在首尔居民安爱珍看来,尽管在拘留所里可以短暂地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却会留下永远的人生污点,不利于再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向警察证明自己犯有行窃、抢劫、“吃霸王餐”之类过错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取证程序。

家庭负债率接近极限

现年47岁的安爱珍正遭遇中年危机。她在四年前婚姻失败后,从韩国西海岸小城平泽来到首尔,相继从事电影院售票员、办公楼的保洁员等职业,其收入仅能抚养年幼的小女儿。

2020年春天,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安爱珍失去了工作,因支付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母女俩一度在街头依靠帐篷临时栖居。幸运的是,母女俩尝尽了大约一周的流浪艰辛后,成功申请到政府提供的免费公寓。

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新冠救助计划”,政府可以为“面临被赶走危机”的租房者提供六个月的免费租房,还可延长三个月的免费期。

“我在一家大学的附属医院找到了工作,是劳务派遣工,但可以拿到14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100元)的月薪。”2020年9月17日,安爱珍在与笔者的通话中流露出喜悦之情。

从家庭财务破产危机中看到了曙光,但安爱珍依旧为没有时间照料女儿而烦恼,“教育的差距拉大,影响女儿的未来”。

2020年5月,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发起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访的1062名韩国贫困家庭儿童中,28%的受访者“难以照顾和教育子女”,60%的受访者表示最困难的是“维持生计”。

不少韩国家庭正面临破产危机。2020年9月13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和国际金融协会(IIF)公布了对44个国家的《家庭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的报告。其中,韩国家庭今年第一季度负债率高达97.9%,远高于美国(75.6%)、英国(84.4%)、日本(57.2%)和中国(58.8%)。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研究团队对18个发达国家1980年至2010年的经济状况的调查研究: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可以承受的家庭负债率底线为85%。

当前,韩国家庭的平均收入在降低,其支出却在增加。从韩国银行(央行)2020年9月1日发布的《第二季度国民收入初步统计资料》来看,韩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正在跌破3万美元。截至第二季度,韩国家庭信贷余额共计1637.3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9.5万亿元),同比增加5.2%,创下2002年开始进行此项统计以来的最高值。

从户主的年龄结构来看,四十多岁户主的家庭负债规模最大,其次是五十多岁、三十多岁和六十多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多数家庭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而“举债入市”。

经济刺激弄巧成拙?

韩国的家庭收入在下降,房价却在政府失败的调控中飙升。过去三年间,韩国政府累计颁布了23条房产新政试图平抑房价。但是,首尔的房价依旧上涨了52%。

2020年7月,韩国的房产交易量为14.1万套,同比增长了110%。当前,首尔正上演“抢房大战”。据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首尔城市边缘的一个高层公寓楼盘,仅110套房源,就招来37400多名购房者。

新一轮房地产热潮,正将韩国家庭负债率规模推向一个新境地,韩国舆论也在反思“房地产资本主义”。

“过去一个世纪里,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住房抵押贷款比重都出现了激增,并且远高于其他贷款。极少数情况之外,在1928年和1970年,银行的头号业务是给企业提供无抵押贷款;到了2007年,几乎所有国家的银行的主要服务对象都变成了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在《重思土地与住房经济学》(Rethinking the Economics of Land and Housing)一书中,英国经济学家乔什·瑞安-柯林斯、托比·罗伊、劳里·麦克法伦提出“房地产资本主义”。

这本反思性的著作在欧美世界归于沉寂,却在韩国触发广泛的社会思考。《韩民族日报》的文章质疑,为何房价总是比我们的收入上涨得快?因为“银行成了提供房地产抵押贷款的机构,房子成了养老和子女的资产,也是贷款抵押资产、投机性金融资产”。

如今,韩国的家庭负债达到GDP的97.9%,用于租赁的住宅和写字楼等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登场,韩国经济的潜在风险越来越大。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货币基金(IMF)、经合组织(OECD)以及一些国际信用评价机构多次发出警告:韩国经济的风险在于家庭高负债率。

欧美等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房地产黄金期。2008年金融风暴过后,各国纷纷出台房地产管控等政策,以降低家庭负债率。

但是,面对着通货紧缩与消费萎靡的局面,2014年8月以来,韩国政府却放宽了总负债偿还比率(DTI)等贷款限制,此举刺激了房地产市场,最终加剧了家庭负债的增长趋势。

这种短视、片面的经济刺激政策被英国路透社批评为“弄巧成拙”。

“2015年至2016年,韩国家庭负债水平因为朴槿惠政府放宽房贷限制而猛增。韩国的家庭负债水平几乎已达极限。”《韩民族日报》援引家庭负债问题专家、资本市场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朴昌均(音)的话称,“家庭的负担越重,日后的后遗症越大。”

从“浮游一代”到半数老人陷入“相对贫困”

经济刺激政策所导致的后遗症,正在新冠危机中恶化。2020年9月9日,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8月就业动向》表明,该国就业岗位减少了27.4万,就业率连续八个月走低。

“找到一份正式工作太难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现在即使临时工作也不好找。”安爱珍说。

在韩国,“正式工”与“合同工”不仅存在职业稳定性的差别,薪酬差距也经常在一倍以上。1997年从大学毕业后,安爱珍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跨国零售企业做客户服务经理。大约第21个月的时候,这家企业以一个小失误将她开除了。

根据韩国相关法律规定,企业必须将雇用满两年的劳务派遣员工编为正式职工。因此,韩国职场一直存在“第24个月门槛”的潜规则——为了降低薪酬成本,一些企业会将新员工在两年期满前开除。

当前,大约70%—80%的韩国青年人都拥有大学学历。但是,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稍早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在348.4万名20岁—30岁的年轻劳动者中,大约有45.9%(160万名)属于非正式工。

“韩国社会的阶层已经僵化,像我们这种没有家庭背景又没有名校学历的毕业生,很难成为大企业的正式员工。”安爱珍自嘲,“我们也是‘垮掉的一代’。”

二战后,在相对富足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美国青年,他们没有经历大萧条和战争的磨难,进而主张物质主义享乐。在韩语中“富有”与“浮游”发音相同,因此,成长在富有年代的韩国年轻人也被称为“浮游一代”。

“贫困青年”已成为一个典型的韩国现象。从韩国保健社会研究院稍早前发布的《青年劳动贫困事例研究》来看,19岁至34岁的韩国青年中,大约有47.4%的人属于“劳动贫困危机阶层”,“贫困青年”已接近青年群体总人数的一半。

“以前,只有那些老人、残疾人等没有劳动能力的人群,才会被冠以‘贫困’的帽子。”韩国劳动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李炳熙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韩国学术界首次提出“劳动贫困”,即参加劳动也会陷入贫困。

在年轻劳动者“浮游”的自嘲中,一些韩国老人也默默过着贫困的生活。据经合组织(OECD)的统计,65岁以上韩国老人中,有48.7%陷入“相对贫困”,他们平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约合人民币2000元,不及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三分之一。

因此,韩国老人活得越长越容易掉入贫困的陷阱,物价的上涨又为老年家庭的负债率雪上加霜。

“最近,一篮子鸡蛋(30枚)从五千多韩元,涨到了八千多韩元,拉面、啤酒也涨价了。每次乘坐公交费用也涨了两百多韩元。”安爱珍的母亲生活在大邱市。上周末,她在电话里向女儿抱怨,“收入原地踏步走,物价坐上了火箭。”

一个国家的焦虑

长期居高不下的失业率、贫困率和家庭负债率,为韩国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自2012年以来,韩国的自杀率一直位居世界第二。

在一个5100多万人口的国家中,平均每天有两人因贫自杀,尤其是一些老人为了减轻自己孩子的家庭负担而选择自杀。

“韩国社会因贫困而自杀,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这是一种‘社会性他杀’,如果政府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现象将会继续上升。”一名韩国国会议员公开呼吁“政府干预”。

近年来,在韩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之下,韩国的自杀率一度从最高峰时的每10万人33.3人降至2014年的26人。不过,韩国政府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上半年自杀和自残的人数同比增长了36%。

当战争、饥荒或经济萧条打乱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其个人的需求与期望得不到满足时更易自杀,这种现象也符合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失范性自杀”(anomic suicide)的解释。

韩国社会竞争异常激烈。它经历日本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后,又经受过朝鲜战争的摧残,从上世纪70年代“汉江奇迹”开始,韩国逐步迈入全球十大经济强国之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韩国人的年均劳动时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最长,2017年为2024小时。

毕竟,“加班”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只靠基本工资根本无法养家糊口。

“人们越来越担心自己的工作,眼看着收入下降,直接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影响,这种焦虑似乎是一种趋势。”首尔中央心理健康诊所创始人朴昌珉对韩国媒体表示。

个体的焦虑最终汇聚成国家的焦虑,并频繁反映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在影片《国家破产之日》中,一个投机者利用金融知识在1997年金融风暴中大发国难财,从一个金融业小经理一跃成为投资界的新贵,这背后的代价是千万个家庭的破产和国家的破产。

1997年12月3日,依旧被不少韩国民众视为“国耻日”。那一天,韩国因为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被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协议书上签字,以接受管制为代价换取了IMF的资助。

一些韩国人时至今日仍认为,正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公正的条款,导致韩国1998年的失业人口超过130万,很多家庭负债破产。那一年,韩国的自杀率上涨了42%。

韩国政府从此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对自杀现象进行社会干预。2020年7月,韩国政府设立中央灾难心理治疗小组,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高失业率带来的高自杀率。

“我不认为一切都应该归咎于新冠病毒,韩国是一个价值观非常单一的国家。”首尔女子大学教育学教授戴维·蒂扎德(David Tizzard)认为,解决自杀率居高不下的难题需要经济、社会、医疗等各种手段的叠加。

过度的负债经营,“财阀经济”的先天病

高负债率被认为是韩国经济和社会的通病,不论家庭,还是政府、小企业和大财团都偏好举债。

2020年6月,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43个国家民间部门信用记录显示,韩国家庭2019年的负债总额为1827万亿韩元,企业负债(不计金融公司)为1954万亿韩元,韩国政府负债为758万亿韩元。

其中,韩国企业负债排在受调查国的第17位,国家债务增加速度则在43个国家中位居第4位。一些韩国大财阀也在举债度日。

当前,韩国的经济命脉仍掌控在几个大财阀手中。韩语中的财阀一词,由英文Chaebol转译而来,意为“拥有巨大财富的宗族”。

韩国财阀主要发迹于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得总统宝座。上台之初,他一度试图打击垄断财阀,包括没收他们与前政府勾结非法获取的财产。

不过,当时的韩国尚属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100美元,经济也处在“低投资—低生产—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中。依靠枪杆子夺得政权的朴正熙却发现,行政命令在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面前无能为力,而大财阀是一股可以利用的经济力量。

于是,朴正熙政府将一些大财阀资本家从监狱里放出,开始扶持财阀力量垄断经济。据韩国金融监督院的统计数据,1989年,韩国五大财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超过60%以上,前30名的大财阀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为95%,形成了政府、银行与财阀的“魔鬼三角”。

过度负债经营一直是韩国财阀的先天病。不同于欧美企业的发展历程,韩国财阀企业没有经历渐进式的资本积累过程,而是依靠政府的资产分配和扶植贷款发展而来。在他们的观念中,有了资金就有了一切,因此肆无忌惮地向政府和银行大规模借贷。

上世纪80年代,全斗焕政府实施“自由化”“民营化”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降低对财阀集团的优惠贷款,推动商业银行民营化。

一定程度上,全斗焕新政打击了财阀对经济的垄断,却也使财阀趁“商业银行民营化”之机进入金融领域,吞并了大批商业银行。最终,由政府、银行与财阀的“魔鬼三角”演变为“大财阀、小政府”的二元格局。

韩国经济以外向型为主导。多年来,财阀企业享受着融资、信贷、税收等出口优惠政策,借款成为其主要资金来源,在政府的鼓励和扶植下,金融机构成为大财阀的玩偶和加油站。

1997年金融风暴过后,尝尽过度举债之苦的韩国政府和财阀开始“瘦身”,三星、现代等大财团纷纷减少企业规模,并开始追求低负债或无负债经营。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统计,2002年底,五大财阀的平均负债率已由前一年160%降到了152%,比1997年金融风暴时降低了三分之二。

但是,韩国投资环境在金融危机后恶化,大企业收益率降低,导致金融机构更愿意将资金贷给家庭买房买车。最近,韩国金融监管部门还注意到,在长期低利率和房价飙升的双重驱动下,大量热钱以惊人的速度涌入韩国楼市。

“新冠疫情导致小工商业者陷入困境。但是,资金开始流入楼市和股市等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出现暴涨现象。”《韩民族日报》援引一名金融部门人士的话称,“监管部门已开始着手准备对策。”

通常,一定程度的家庭负债短期内可刺激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如果超过一定的水平将伤害经济和社会。国际清算银行研究团队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可以承受的家庭负债率为85%。

“当大家都在忙着借新债还旧债时,谁还会增加消费呢?”安爱珍说,她的亲戚、朋友和同事都在压缩日常开支。

“一些(韩国)家庭已经到了借了钱都不会消费的阶段。”韩国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委员朴钟奎对高负债率和消费紧缩公开表示担忧,“(负债)泡沫不会轻易消失,要做好经历危机或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准备。”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姚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