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数学3分,却给20个“坏学生”办学堂,穷得四处搬家

腾讯新闻谷雨实验室 2021-04-01

在实务学堂待的近20天,我常常觉得像在另一个世界:没有等级、没有帮派;校规寥寥几条,以“不许伤害别人”为首,鲜少节拍器一般的、成人国度的秩序;使用一套只能被自己人辨认的语言,比如校训“诚实、勇敢、爱”和“珍贵的普通人”;同学们甚至发明了“斗币”,一种仅在学堂内部流通的虚拟货币,用于在“跳蚤市场”的交易。

孩子们也许是旧时空无家可归的遗民,但在这所“流浪学堂”,在城市边缘变动不居的临时歇脚处,他们试图创造一个新的家。

撰文吴呈杰 编辑糖槭 摄影吴铁明 出品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悬崖上的“坏同学”

实务学堂聚拢了20个“坏同学”。“坏同学”的定义是这里一个男孩和我说的:初中他们一帮带手机的被老师喊过去,他和几个拖平均分后腿的被开除了,而那个成绩好的安然回到了教室——从此他就知道,自己是个“坏同学”了。没想到来了实务学堂,他见着了一群和自己差不多的同学:有人抽烟、喝酒、旷课、泡网吧“无恶不作”;一个女孩15岁就辍了学,在两年里换了二十多份工作,好像对世界都失去了兴趣,月薪也从未超过3000元;有男孩碰上罚抄500遍的老师,染上“不敢写字”综合症。被送进全封闭的寄宿学校后,晚上他会偷偷拧开宿舍窗户,溜去操场,边吃饼干边看星星。

“坏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又长在同一片土壤上:出身乡镇,父母文化程度不高,在大城市务工;有些人家庭背负债务,领受过穷的滋味;有些人家庭已经或濒临破碎,在少年时代流离转徙。为了供养哥哥上大学,一个女孩跟随父母卖掉房产,四处租房。某次搬家后,她捡到了被前房主遗忘的芭比娃娃,断了一只胳膊,但不妨碍成为她最珍视的童年玩伴。

第一次听说实务学堂时,16岁的罗明扬甚至没听懂它到底是怎样的,但这也无关紧要,“我当时去哪儿都行”。他的母亲早早离开,父亲在北京打工,罗明扬从5岁起就过上寄宿生活,辗转过六七所学校,同学于他都是“路人”。靠着“使劲学”,他挤入老家的超级中学,却一下沦为班上的后进生。在那个5点起床、10点下晚自习的地方,生存方式是当一个机器,而他是“一个坏了的机器”。上课时,他坐在后门的窗户底下临摹海报。最后,他“受不了别人,受不了老师,也受不了自己”。

实务学堂的孩子,是农民工的子弟,也是应试教育的弃儿。“坏同学”们当然不坏,只是,如心理老师邓泊所说,这是一段“摇摇晃晃”的时期,实务学堂要做的,是将这些晃荡到正轨外的孩子,一点点拽回来。

“如果这个时期再没调整好,以后就是个问题青年、问题大人,”邓泊说,“这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2018年末,跟着在北京做装修工的父亲,罗明扬第一次走进实务学堂。那是一栋小小的房子,前院种着蔬菜,宿舍的隔壁就是教室。校长欧阳艳琴告诉罗明扬父子,这是个全日制、非学历的教育公益项目,面向15到18岁的农民工子弟。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掌握生活生存所需的常识、技能、品格,在应试教育外探索一条职业发展新路径,成为“珍贵的普通人”。

同学们在新校舍旁的篮球场上体育课 ©吴呈杰 摄

第一个学期,欧阳艳琴领同学们拆了一辆报废车,带他们认识安全带的结构、发动机的原理。音乐课老师利用车身和轮胎,教他们演奏物体打击乐。科学家拎着石头来,给同学们讲地球、月亮和太空。阅读课,做读书分享时,有同学讲童话里的公主遇到危险,总要靠王子来拯救。老师说,这是一种性别的刻板印象。这儿的老师还会和同学“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如何证明人是存在的?

放假回家,一个男孩和过去的同学聊天,同学说,我期末考了第七。男孩回说,我拆了辆车,演过了戏剧,参加过辩论和创业项目。

“学业没有机会了,就像到了悬崖峭壁,前面有一个木桩。”来到学堂后,一个学生写道,“所以我选择登上木桩。”

2018年的音乐课 ©实务学堂供图

“wonderland”

开学的第一堂阅读课,任课老师张鑫会挨个问同学:你想看什么样的书?收到答复后,他将对应领域的书采购过来,在之后的某一天,同学们将被带到图书室,像逛菜市场似地走上一圈。罗明扬想看科幻,张鑫就搬来一整套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有人想看成功学,这有些难办,思来想去,他推荐了《富兰克林自传》,“他是以反省的方式写,不是机场读物那种成功学”。

在实务学堂,罗明扬认识了王艺璇。和他一样,王艺璇在老家念到高二,“死活也学不上去”——她成天补课,一做题就想哭,高考模拟却只有300来分。

但王艺璇有个大学梦。来到学堂后,她常幻想大学生活的面目。张鑫给她推荐了《送你一颗子弹》,是学者刘瑜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时的随笔。她没从书里看出大学是怎样的,倒是听说了一堆新词儿。她第一次知道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桑德尔、亚当·斯密也“混了个耳熟”。“顺藤摸瓜”地一本本看过去,看到讲正义理论的《寻求有尊严的生活》时,她入了迷,在书上划满了线。等反应过来,只好再买一本全新的还给学堂。

以前,王艺璇不看书,名著买来,放着吃了几个月的灰。但这里的书和思想太新奇了,她感到“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她给我翻出一本2018年的笔记本,前半本(还在老家学校时):

“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这句话一代代传下来,用于激励后人。”

后半本(来到学堂后):

“追求真相会使人幸福吗?如果不会,人还会选择去追求吗?为什么大家常说‘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男生为什么不愿意喜欢一个又矮又丑又胖的女生?什么叫美?什么又叫丑?只因为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你也会改变自己的观念,却不去想它是否正确。”

张鑫(左)和王艺璇(右)

2021年的一个春日午后,新学期第一堂阅读力课,由一名新的志愿者老师授课。师生们正在共同制定上课原则,学生闭眼投票决议(他们要求旁听的欧阳艳琴也闭上眼睛),并指定我——一个利益无关方——作为监督员。决议到“上课要认真”这条时,4票通过,5票反对。老师迟疑了一会儿,说,老师加一条规则,老师也有投票权利。

教室里沸腾起来。“你刚刚没那么说,”一个男孩几乎涨红了脖子,“你这是玩儿呢,为了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另一个试图向老师讲道理,“如果你对这个课不感兴趣,你就会走神的,这没办法。”

一个男孩冷静地提出,就算加了老师的票,现在双方是打平。邻座的男孩双手交叠,无声地鼓起掌来。老师再次愣住了,说,这条对我们上课来说非常重要,老师决定让它通过。

“现在不是上课要不要认真的问题了,是你在我们投票中间插了一脚。”刚才涨红脖子的男孩像是放弃了抗争,语气沮丧。最后,师生勉强达成了一致:“上课要认真”仍然是一条上课原则,但可以由同学们指定附加条件。

课后,这位老师找到欧阳艳琴,说没想到这个年龄的孩子是这样的。欧阳艳琴回答,这就是他们最真实的上课状态。“学堂是期待他们为自己发声,为自己争取,”欧阳艳琴对我说,“他们还是长大了,对于自己的需求能够表达了。”

“挺好啊”“可以吧”“不知道”,欧阳艳琴说,大多数孩子刚来时,回答问题就是这三件套。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他们试图让孩子们回答:到底“要”还是“不要”,“想”还是“不想”?王艺璇发现自己身上的重大变化是,她会说“我觉得”了。一个不爱说话的男孩,现在会用自己做的网页来交作业,他将他所珍视的东西都归入“wonderland”那栏。

一些同学的“wonderland”,是到了学堂才找到的。上了灯工玻璃课,两个男孩迷上了做灯工,每天泡在灯工室六七个小时,饭在那儿吃,累了就在瑜伽垫上躺一会儿。他们看到灯工展览里一座精美的皇冠,老师没教过皇冠怎么做,他俩就一块儿琢磨,花了4天,做出了个“有点歪,但是我觉得是个很好看的作品”。

摄影课老师曹雕曾问一个学生的人生目标,他不确信地说,去打工吧。一年后再聊,男孩给她看自己写的诗。又讲起,有天他凌晨4点从床上爬起来,就为了拍到露水从叶片上滑落的瞬间。

灯工玻璃课  ©实务学堂供图

在两个世界穿梭

决心离开媒体工作时,欧阳艳琴即将迈入30岁。她要求自己找到人生的长期命题。

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来袭,欧阳艳琴的父母从湖南农村来到东莞,靠收废品讨生活。日后,他们将被历史称作中国的第一代农民工。欧阳艳琴自然也就成了第一代留守儿童:她到东莞过暑假,坐在父亲的三轮车上,捡拾“世界工厂”排出的易拉罐;回到老家,她在农村学校念书,三年级她还没搞懂“米”和“厘米”的区别——因为农村没人使用“厘米”这个度量单位。

中学时,她差点从应试教育的轨道里滑落,考过数学3分、化学3分。靠着复读,她压线进入重点大学。她做过一个比喻:“对农村学生来说,高考选拔就像门缝里抽稻穗,我可能就是仅存的那几粒没有被挤掉的稻谷之一。”

毕业后,欧阳艳琴在北京做记者。当她记录立法进程、讨论政策得失时,“好像可以参与顶层设计的事”,但回到家,还是和父母挤在见不到阳光的小黑屋,还是要操心身为流动儿童的弟弟的入学问题。在两个世界里穿梭的时候,她经常想:尽管我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工厂区,可是,我真的离开得了吗?

“所有的农民工的孩子,他们的命运和我是有关的。”她进而想到,“这个事情如果我都不去做,还有谁去做?”

欧阳艳琴

从媒体辞职后,欧阳艳琴探索了两年流动儿童社区空间。2017年,她到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担任初三班主任。她被告知,这里成绩好的小孩,小学就会被送回老家,考所好初中。初三还在的,是一群“被剩下”的孩子。

但他们人人都能考高分——因为老师会在考场上给答案。老师没有升学压力,初中毕业后,他们中的少数回老家继续读书(由于成绩太差“回家也没什么戏了”),少数在北京上职高(非京户在北京上职高的条件也正在愈发严苛),大多直接流向社会。2019年,中国流动人口子女的总和为9870万人,超过中国儿童人口的三成。

她看到了北大学者宋映泉2010年的一项研究,在他追踪的1866名打工子弟中, 60% 没有读过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没有完成初中学业。他们进到工厂和餐厅,大部分月薪2500到3500元之间,从清点每一个螺丝和盘碟开始,重蹈父辈的命运。

需求真实而庞大。2018年3月,积雪快要消融的时候,在北京北五环外,被城中村包围的院子里,实务学堂举行了简单的成立仪式。创始班有11个学生,7个来自欧阳艳琴任教的初三班级。一位校董期待,实务学堂能够成为面向打工子弟的High Tech High(美国一所使用前沿学习方法的顶尖高中),“起于低端,效命新民”。致辞时,欧阳艳琴说,他们要培养的是“珍贵的普通人”, “人的珍贵与否不在行业、工种,而在任何行业,能否守住人的尊严。”合影里,有孩子换上了西装皮鞋,每个人眼里都闪烁着一种万物肇始的单纯和希望。

实务学堂第一次开学典礼  ©实务学堂供图

他们计划招到30个孩子。那时欧阳艳琴想的是,“那么多的孩子,上的那些学校都不好,或者都没有学校上,肯定是有很多人想来的,想得可美好了。”然而,当他们到黑网吧找辍学的少年,陪玩了“吃鸡”,熏够了二手烟,却发现无人搭理;他们又去城中村发传单、贴海报,写“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让孩子能够具有终身学习的能力”。贴了几百张,只有一个小青年来问:你派传单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为数不多来咨询的城中村的家长,关心的问题是:你们有没有学历?能不能考大学啊?他们和自己的目标群体隔岸相望。

这时候,反倒有另外一些家长,通过朋友圈找上门来了。比如罗明扬父亲罗扩见。我第一次见到罗扩见时,他双手漆黑,正为实务学堂新校舍的天台装上顶棚。晚上见到,他洗净了手,在宿舍里侧卧着看书。罗扩见初中辍学,做了11年装修,读书的习惯则保留至今,最近的阅读方向是发展心理学。做装修时,他和一位教育行业的业主成为了朋友,并经由那个业主,先后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送来学堂。

通过读书,罗扩见确立了自己的教育信条:“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让他去思考自己的人生。”但他同时承认,在以考大学和挣大钱为至高荣光的家族和村庄里,这种观念使他成为“另类”。

罗扩见

欧阳艳琴发现,这些主动上门的家长,通常不是父母,而是哥哥、姐姐或是姑姑——ta上了大学,从农村进入城市,多少明白创新教育是什么;ta也是家族中的意见领袖,能“在介绍的过程中,起到一个翻译的角色,说服的角色,让父母信任的角色”。

考上北京的研究生后,王静红得以离开山西县城。如今,她在一所创新学校任教。将侄女王艺璇送来学堂时,她的初衷是,让王艺璇到应试教育外的天地喘口气,调整过后,再回去高考。即便处于创新教育体系之中,王静红希望侄女走的,还是“省心一点的路径,保险一点的路径”:靠应试改变命运 。

王静红所在的创新学校,学费一年十几万。大多数孩子的未来规划是出国。“不鸡娃是需要底气的,是需要你家庭的年收入做保证的,在这个基础上我才能给到你充足的自由。”王静红说,“以艺璇这样的家庭来说,她没有这个底气。”

刚来学堂,王艺璇也想着得上大学。其他同学在上课,她独自复习高考。只是,在她看了那么多书、上过那么多稀奇的课程后,她发觉自己“回不去”了。

“从(原来)这条路径来看,人和人太相似了,对好生活的定义越来越狭窄——一到30岁,家里人就会催你结婚生孩子,大家都在做,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王艺璇说,“学堂是很多有理想、有追求的人聚集的地方,你可以接近这样的人,心里会有一点摆脱束缚的感觉。”

距离高考还有4个月,王艺璇中断了复习。但听从家人的意思,她还是坐进了高考考场。题目大多都做不出来,坐在靠窗的最后一排,她观察正在低头答题的考生们,转过头,就能看到窗外的风景。

高考成绩出炉,256分。她不意外,但依然失眠了整晚。家人希望她回高中复读,这次,她拒绝了。这一年里,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什么对我来说最重要,能够为自己负责”。她决定留在学堂,如学堂期许的那样,探索一条新的出路。在那年的年会演讲里,她引用了狄金森的诗: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

王艺璇演讲时,王静红坐在台下,她激动地给侄女发去微信:“我尊重你的选择,尽管你选择了一条更少人走的也许更为艰难的路,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她意识到,她要把人生的选择权交还给这个18岁女孩了。

王艺璇

对抗与复返

窦泽钊是个腼腆的大男孩,笑起来弯弯的眉眼藏在眼镜后面。但第二眼,你很快会被他后脑勺的马尾辫吸引。问他扎辫子的由头,窦泽钊不好意思地说,是上学期他上了一门选修课,讲上野千鹤子的《厌女》。老师“让你想你的脑袋有什么固守的思想”,他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男生的头发就要短?他决定将头发留长,身体力行地打碎脑袋里的“固守思想”。

他因此和父亲爆发了冲突。打视频电话时,父亲看到了他的辫子,说,男的弄成这样像什么样子?窦泽钊说,什么算是男的,什么算是女的?父亲说,你见哪个男的留这么长的辫子?窦泽钊说,我同学就留。父亲沉默,憋出一句,你就是不能留。

为了便于打理,春节后,窦泽钊剪掉了辫子。最近的动态是,他剃了个光头,“之前也有想过去推光头,一直没敢,最近面对自己面对其他人更自信了,决定实现一下之前的想法”

几乎每个同学都向我提到,他们在学堂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认识我自己”。一开始描述自己时,王艺璇写下了几个相互冲撞的形容词:“理性”“多愁善感”……一年里,那个自我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之后的每个学期,她要求自己回答:我想成为怎样的人?她看到那个形象“在不停地迭代”。

3月的一堂绘本课上,同学们要从桌面上的几十张卡片中,挑选最贴合自己的一张。一张长发飞扬的风衣女孩让王艺璇想起花木兰。“这是一个自我认同的年龄,要知道我是谁、我想成为谁。”她举起这张卡片,对着整个教室说, “一年之前我看到了花木兰,我终于知道了,我想像花木兰一样,是坚韧的、勇敢的。”

“认识我自己”的路上,有时要同过去的自己缠斗。在北京工作时,罗明扬曾寄居在大姑家,大姑做销售,常念叨隔壁村的谁谁谁考上了大学,也爱旁敲侧击问他的收入。罗明扬讨厌听到这些,但他发现,有时他也会渴望上大学,而有次告诉家里人他涨薪了的时候,他用了一种兴致勃勃的语气。但细究下来,“为什么我要上大学,为什么我要拿这么多钱,这些欲望都不是我的……但这个东西已经从小到大在我心里扎结实了。”

张鑫的阅读课,讲到人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 ©吴呈杰 摄

现实的重力下,学堂创校不到一年,十几个学生接连离开。决定大多是由家长做出的——学堂不授予学历,未设专业课,家长看不到他们想要的前景。欧阳艳琴为此焦虑,邓泊安慰她,在孩子生命中的一段时间,学堂支持了ta,回首时ta能想到学堂的美好,这就够了。

欧阳艳琴的情绪平稳了下来。邓泊没有告诉她的是,其实自己和她一样,也感受到“非常大的无力感”。有的家长实在不会和孩子沟通,邓泊就教他背这几句话:“我听老师说,你这学期进步好大。”有的刚通上电话,家长就在对面哭起来,说我打好几份工就为了养他,他怎么这么不争气?这时候,“你要再说是她的问题,你于心何忍?”

2020年,很多个夜晚,邓泊在王艺璇的家人间斡旋。那段时间,王艺璇常常要接听来自父亲的电话。父亲在北京送外卖,在外欠了一笔债务。他有时会因此情绪崩溃,就来找她倾诉。她不敢挂断,她不知道挂断后会不会有更糟糕的状况发生。

邓泊和周围人给了她不同建议,王艺璇最后的决定是,和父亲共同面对。“他是我的一部分啊,他也是我的一部分课题,我没有办法完全把他拆分掉。”

邓泊说她无法忘记王艺璇的泪水。“她不想哭,但眼泪不由得她,大泪珠就挂在那了。她是落泪,这落泪跟哭是不一样的。”

而邓泊最放不下的一个孩子已经离开了。他跟着单亲母亲长大,疫情期间学堂改为线上授课,他在家常玩手机游戏,母亲认定他在学堂学习未见效,令其退学。母亲给邓泊发来一张照片,男孩坐在暗暗的屋子里,四周摆满了《黄帝内经》之类的书。白天男孩跟着母亲在村里放牛,晚上手机没收,被圈于这个屋子之内。母亲说,你看我满屋的书,跟你们学堂一个样。

看到这个画面,邓泊“眼泪就哗的下来了”。她一次次打电话劝说男孩上学,回回都被他母亲挡了回来。最后,几乎联系不上了。

2021年3月,学堂刚刚搬迁,我和师生们一起整理图书室。数千册书之间,我意外找到了那个男孩的笔记本。封皮漆黑,印着一个男孩在月光下凝望路灯。扉页是母亲的寄语:“儿子:希望你在求学的路上不怕困难,克服自己的缺点,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男孩歪扭地写下批判性思维课的知识点:

你想一下我提出的一些问题:

周围的人说的话是正确的吗?

父母的建议是正确吗?

男孩的笔记本只记了几页,之后便是大段空白。直到最后一页,不知什么时候写了三个字:“向前走”。

搬迁后,师生们一起打扫学堂

2021年1月,我第一次来到实务学堂。宿舍在广州北郊帽峰山脚,前院鸡鸭成群;教室则在15分钟步程外,教务长金玉领我从乡间小路走过,摘下充沛以至过剩的柠檬和金桔。虽是隆冬,岭南的鲜花仍在盛开。教室向山,每至傍晚,能听到归鸟潜入密林。

3月,我第二次来,他们已搬至离广州市区不远的小洲村,一个生态丰富、原住民和艺术家共处的交融之地。半夜,便利店还在营业,大排档热气蒸腾。新校舍是一栋四层民宅,每层的卧室为宿舍,四人或六人一间,客厅即为教室。不同科目在不同楼层上课,只有一个投影和数量不多的椅子。每次上课前,同学们趿拉着拖鞋,匆匆忙忙地拎来椅子,安上投影。

前两年,实务学堂驻留北京郊区。那时学堂的条件堪称艰苦:一处校舍冬天没有暖气,想洗个热水澡,要等上一个洗完,加热半小时,水管还常冻裂;另一处宿舍没有空凋,夏天“和蒸炉一样”,一些同学晚上到有空调的教室,铺上瑜伽垫睡觉——“老师们早上一来,就看到同学们在地上七倒八歪”。后来,没钱雇多余的人手,每天早上7点,欧阳艳琴给同学们送去早餐。

疫情蔓延的时候,同学们上了一学期网课。家庭矛盾集中爆发,有家长要求孩子退学。金玉说,那时她觉得学堂“快散架了”。为了活下去,2020年秋季学期必须做到快速地线下复学。那么,到哪里开学?

他们已经辗转过北京五环外的三处场地。核心原因都是钱——实务学堂的学费6000元一学期,经费近一半来自社会捐赠。2020年,他们收到的捐赠刚过20万元,对一个20人左右的教育项目来说,这不是个大数目。场地越来越贵,他们只能越搬越远。有时,他们会自嘲自己是“流浪学堂”。

2021年初的年会上,欧阳艳琴让同学们写一个自己关心的问题。好几张纸条上都写着:“学堂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自己稳定的场地?”

他们本就从动荡中来。每学期开学前,邓泊会给孩子们做心理测评,大多数都有焦虑、自责的情绪。在邓泊的心理课上,罗明扬追溯到他“受不了全世界”的源头:小时候他常被母亲打骂,14岁时父母离异,父亲在北京打工,他和脾气暴躁的爷爷一同生活。在接下来的人生里,他始终在“追求童年缺失的东西”——一种家的氛围。

学堂晚上放学,全体同学会一块走夜路回宿舍。月光洒下来,短短200米,他们边走边聊天。“我能追求到的最好的就是这些”,这是罗明扬过去不曾拥有的温情时刻。

实务学堂的三位学生 左起:罗明扬 罗家祥 林一

来到学堂第一天,林一在自我介绍时说,我脾气很好,但你们不要随便招惹我。回忆当时的场景,他拧紧了身子,解释自己是“害怕这个学校和我传统的学校一样”。母亲早逝,小学起,就有同学用恶毒的话攻击他。但他自认已是幸运的那位。班上还有位个头矮小的男孩,时常被其他男生“像猫抓老鼠一样”撂倒在地,再被踹上几脚。

有天林一和同学打闹时摔倒,他忽然想到,那个男孩这样躺着时会想什么呢?“我从我躺在地上的视角看他们,他们那种居高临下,真的太恐怖了”。但他没有能力制止他们。

在学堂,他紧绷的神经慢慢松弛了下来。他参与了学堂一个项目,带其他民办学校的小学生做机器人。有两个小学生嘲讽另一个进度较慢的女孩:你这么菜,这么弱,干脆死了算了。你们不要这样说了,林一上前对这两个学生说,人家有自己的优点,你们真的能比人家做的每一项都好吗?这次,他觉得自己多了那么一点点力量。

林一

学堂有过几个特殊的孩子。一次同学们讨论这些特殊孩子的去留,他们说,希望这些同学继续留在学堂,因为在其他地方有可能被欺负。

在经过数轮讨论后,学堂新学期的校址定到了广州。搬迁的消息传来,窦泽钊的长辈们劝他别去读了。他们无法理解他的感受。小时候父母离异,他跟随母亲来过北京,也曾寄居在姥姥家。从农村到县城又回到农村,学校也转过好几所。颠沛的童年使他比常人更为敏感,也让他确认了一点,“有的时候,朋友相比一栋房子来说更有归属感”。

年会上,每个同学都领到了一个奖。喜欢养虫子的男孩是“甲壳虫奖”,爱揽事儿的15岁女孩是“小大人奖”,窦泽钊领到的是“小豆豆奖”。颁奖词是:“这位同学的姓氏谐音小豆豆,希望像窗边的小豆豆一样自在的生活,也像小林校长对小豆豆说的那样,你真是个好孩子啊。”

内心深处,他渴望得到欧阳艳琴的认可,“她是第一个,我的启发人,在我心里的份量还是蛮重的”。金玉说,由于童年缺失,学堂的很多孩子需要一个保护者的角色,一个强有力的“妈妈”的角色,这样他们才能安心,才能踏实下来。

所以,学堂要南下广州时,窦泽钊对阻拦的长辈们说,我要来。“然后我就来了”。

“这个学校它就是这样,搬就搬,走就走呗,跟着一块过去。”一个男孩用了一种嫌弃又亲昵的语气。一个孩子对欧阳艳琴说:“学堂就像是第二个家,因为第一个家已经没了。”

初到广州,他们“一无所有”,教具、图书、同学们的衣物统统滞留北京。但几乎全部的20个学生都来了。

“这些变数,给了我们一些更坚定的东西,”一次周会上,欧阳艳琴对同学们说,“我们知道,对我们来说,我们在一起,每个人内心激发出来一种意愿,真的就要学习,真的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我们能随时组织学习,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若干次搬家中的某一次,欧阳艳琴不在北京,生活老师叫来王艺璇,王艺璇又拉上罗明扬几个。他们要将72箱图书从4楼搬到1楼,先尝试用绳子吊下去,又拆下铁皮柜的板,粘起来制成一个滑梯。王艺璇什么洗漱用品都没带,蓬头垢面地搬了两天。

第二天搬完,已是凌晨五点。罗明扬提议,不如去看日出吧。他们穿过一片山丘,爬到了围墙上。没想到,前面有一片树挡着,没能看到地平线上的日出。他们又累又困,但还是等了一会儿。然后,他们看到了升到半空中的、橘红色的朝阳。

搬完家后一起看日出  ©实务学堂供图

这故事还怎么讲下去?

职业探索课上,老师问,在座多少人工作过?7个同学举起了手,零散答了“快递分拣员”,“餐厅服务员”,“在手机店门口穿玩偶服装发传单”。轮到林一,他没讲之前的工作,而是说,他正在一家公司运营岗实习。原来现在的实习工作也可以算,同学们扳直了上身,争先答了“教师”、“摄影”和“公众号排版”。

来学堂前,林一打了四年工,做过后厨,也辗转过几家工厂。他连上过一个月夜班,一件件检查汽车电路的线芯,到凌晨5点总是忍不住打瞌睡。他摸索出抵抗睡意的办法:在连体工作服里戴上耳机,翻来覆去地听《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生于农村,在煤矿工作,当同事去喝酒赌博的时候,他借来书看,“通过阅读让自己不平凡”。

林一效仿孙少平,早上8点下班后,他到工厂对面的山上,一边爬山,一边听英语单词。回家再学两个小时的英语或者数学。但计划执行了没多久,他的身体就吃不消了。小时候,他想成为一个“有姓名的人”,“离开学校、更接近于现实社会后,就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有时候觉得自己比较痛苦。”

学堂创立的第一年,课程以兴趣探索为主,同学们有大量自由时间,读书、漫谈或写作。他们没设专业,想得也很简单,“解决了综合能力和身心健康的问题,其他的东西就是小菜嘛”。一年过去,很多同学跑来问:学这个可以出去找工作吗?他们这时意识到:“这些孩子的家庭,允许他们就那么乌托邦地生活吗?”

2019年夏天,在北京回龙观的一家咖啡馆,欧阳艳琴、张鑫、邓泊、编程课老师陈一帅聚在一起,谋划学堂的未来方向。邓泊向张鑫提出,孩子连唐僧和孙悟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你上莎士比亚,太理想化了。第一个决议诞生:减少自习时间,大量增设基础课,课程设计和规章制度向传统学校靠拢。

第二个决议是,他们要“面对很真实的出口的问题”:将原先作为兴趣探索的编程课,打造为面向就业的专业课。陈一帅是北京一所高校的硕士生导师,在学堂志愿教授编程。在高校,常有学生为0.5分来找他纠缠,他理解他们保研的压力,同时不理解“大学为什么要这样”。接过学堂“面向就业”的担子后,他感到紧迫,但又满怀期待。回忆当时的的心情,陈一帅露出孩子气的笑容,“如果能够从这些孩子里面带出一个编程的人员,是不是会很炫、很酷?”

某种程度上,这个目标实现了。曾经厌学的罗明扬,在编程里找到了学习的乐趣。每天除了吃饭,他都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学编程,“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前冲”——和应试教育的“鸡血”相比,这是他自主的选择。转眼到第二年,他达到了能去实习的水平。

但不是所有同学都像罗明扬一样。有次,陈一帅翻译了哈佛给一年级本科生的web前端课程,想着哈佛是两个小时讲完,他们的就业需求又比哈佛迫切很多,他也用两小时给同学们讲完了。讲完后,“发现大家全都懵了”。一年后,他又尝试了一次,整整讲了两周,才有4位进度较快的同学听懂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的一棒”。

2021年3月,早上7点40分,同学们正在进行新学期的第一次英语晨读。从新概念英语第一册第一课念起:

Excuse me!

Yes?

Is this your handbag?

Pardon?

Is this your handbag?

Yes, it is.

Thank you very much.

磕磕绊绊的背诵过后,老师抽查几个英文单词,一个同学忘记了“手表”的英文,另一个说“大衣”是“coach”。很少有人能准确发出“umbrella”。以前也上过英语课,他们说,只是支教的英语老师总换,英语课也常从课表里消失。一些同学甚至不会拼音和打字。

钱琳霖曾是长江商学院某项目主管,后来成为了实务学堂校董和主要捐赠人之一。欧阳艳琴在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时,钱琳霖去考察过一次。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都阳光极了,看不出来和城市孩子的区别;越往上越发“懒洋洋”,人数也随之急遽下降。

她期待来到学堂的,是一群“人穷志坚”的孩子,“他们只是因为机会的不平等,当搭把手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会奋不顾身地、勇敢地就去行动了”。

但想象中激动人心的图景并没有兑现。编程老师要求同学们做一个计划,每周花多长时间学习这门课。大部分同学写的是不到3小时。欧阳艳琴旁听了这门课,五一假期,她动员同学们能一块学习讨论,只有一人响应她。也有同学对她说,我必须得要老师逼着我学。她为此罕见地动了怒。

按照校规,临睡前,同学们要上交手机。总有同学以各种理由拒绝上交,一个男孩会因此蹲在宿舍楼下一个半小时。一段时间后,失去手机的同学们找到了新办法:用电脑聊天和玩游戏。仍有同学戒不了烟。也仍有同学在上课睡觉。

钱琳霖常常困惑,同学们为什么不能对自己负责,“我们不也是这么走上来了,怎么这一百斤担子到他们这儿,他们就觉得受不了了呢?”钱琳霖成长于城市,一路从好学校读上来,努力是自然的、周围人都在做的事。你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欧阳艳琴对她说,对自己负责也需要后天环境习得的。

“我也想戒,想过好多次,”那个戒不了烟的男孩对我说,“但被同化了,好习惯养成要三年,坏习惯只要三分钟。”

张鑫曾是实务学堂的全职老师。2019年,学堂搬到了北六环外,离他家很远,同学们又没人照顾,他就在学堂和同学同吃同住。交出全部的私人生活后,同学们却仍然在打游戏,仍然在上课后才晃晃悠悠地进来。用钱琳霖的话来说,他“像电池一样,‘呜’一下快速耗光了”。学期结束后,他辞去了这份全职工作。

压力最终都汇聚到欧阳艳琴肩上。最沮丧的一天,她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一会儿哀嚎,一会儿怒吼。半夜,一个人在小区跑了5公里。她想搞明白一个问题:“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学生?值不值得付出这么多,教育这群学生?”

摄影课老师曹雕给学堂拍了一部纪录片,跟拍了一学期,成片却没有满足一些观众的期待:“他们需要看到一个孩子剧烈的变化,但学生的变化是那么的细微,实在是做不到给人一个曲折的故事”。

至少10个人给欧阳艳琴转过一篇文章:“用了 10年,从深圳流水线厂妹做到纽约高薪程序员”。也许这是观众期待看到的故事。在写一篇介绍实务学堂的文章时,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

“如果我们的故事,是让成千上万的贫困儿童重返校园,或是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考上名牌大学,这篇文章,应该就不会这么难写。

但这不是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是我们和十多个普普通通的孩子,努力成为‘珍贵的普通人’的故事。从普通到普通,故事里没有点石成金的魔术。

这故事还怎么讲下去呢?”

成人世界

创始班里,那7个从打工子弟学校带来的孩子,两年后只留下一个。在打工子弟学校,这个男孩很少上课,爱打群架,一大乐趣是在路上用汽油写字,然后点燃,看那腾空而起的、不同形状的火。

但相比其他孩子,他已算是基础较好的一位。他每周写总结,在学堂公众号上发布周报。他也自学过一点平面设计,能为学堂的项目设计海报。他短暂品尝到做好学生的滋味。然后,王艺璇、罗明扬先后来了——他俩是学堂为数不多读到高中的学生,在学业上很快领先——男孩这时发现,“我好像还是一个不太好的人”。

他常常喝酒,有次醉醺醺地给王艺璇打电话,说要骑摩托来找她。毫不意外地,他在路上撞车了,下巴缝了三针。2020年夏天,他报名了成人大专。7个孩子中最后一个也离开了。

几乎同一时期,在一次线上的师生大会上,王艺璇和罗明扬突然被通知:他俩从学堂毕业了。

在此之前,学堂还没人毕业过。毕业标准设置得很简单:就业等于毕业。那时王艺璇已在一家小型互联网公司实习大半年(公司创始人同时也是学堂校董之一),并有很大可能转正。罗明扬被另一家公司视为全职的程序员,派去青岛的甲方公司驻厂。

对于毕业这个有些仓促的决定,学堂老师给出了不同解释。欧阳艳琴感到心疼,但“孩子最终是要走向就业的,你没办法对他一直负责”。也有老师认为,学堂那时候亟需“成功案例”,“不光需要给招生的群体看,还需要给董事会看,给基金会看,给其他的同伴看”。

无论如何,这个混乱的夏天里,两个少年同时闯入成人世界的丛林。

甲方默认罗明扬是个全职员工,给他排了986时间表。简历上,他没敢写自己18岁。他没有一天工作经验,人家问他之前做过什么项目,他只能答在学堂做过的练习。他觉得他们像在“摸底”。每天见到的都是陌生的人,他不敢和他们说话。在食堂吃饭时,他的手总是抖的。

学堂老师为罗明扬拉了个群,他每天在群里分享工作进度。老师们也给他提建议,怎么整理会议记录、怎么斟酌发邮件的措辞。罗明扬和我说,他坚持下来的一个理由,是希望能为学堂走出一条路来。在青岛的项目完成后,他被证明能够胜任这份工作。他回到北京,成功转正。

王艺璇却没有那么幸运。刚开始,她的工作主要是整理录音,对她也并不容易:她要先搞明白人家说的“B端”“C端”是什么意思,蹦出来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她得打开手机词典,靠模仿发音翻译出来。第一次整理录音,她通宵了两次才完成。

当转正机会降临时,难度也随之升级。她负责写了几次推送文案,每次都被改掉。开会时聊行业动态,她插不上话。公司不是学堂,犯错后也没人等她成长,2020年9月,老板委婉地告知王艺璇,你的能力和我们的需求不匹配。她只能离开。

之后的一个多月,她上各大招聘网站找工作。起初她“很理想主义,没有学历也能找到好工作”,看岗位只看“自己想不想做”。她花两三天,给一家心仪的机构写了长长的文章。没收到回复。然后,她把要求降为“自己能不能做”。投了几十份简历,仍然没有回复。

她看了更多的书,也常和罗明扬聊天,际遇的分野令她不可避免地和他产生比较。但他鼓励她,你看了那么多书,你可以再去找下一份工作。那会儿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被一群黑豹围住,学堂的同学们就站在旁边,她向同学们呼救,他们却只是定定地站着。这时候,罗明扬把她拉了出来。醒来后,她哭了,她意识到除了罗明扬,“同学们和我是不一样的,他们不是黑豹的对象”。

聊天里,王艺璇得知,罗明扬的工作也并非事事顺心。公司氛围沉闷,同事间没话讲;工作内容也陷入重复,材料都是现成的,他只需要把模板套上,可他依然不知道底层的运作逻辑。

通勤往返三小时,转两次地铁,最挤的两站,罗明扬只能站着发呆。剩下的路程,他在手机上看《复活》,主人公来到监狱,看到数百个囚犯“像苍蝇叮在糖上”一样贴着铁丝网。地铁拐弯的时候声音很大,他看到托尔斯泰写:“(他)意识到自己无能为力,与整个世界都不合拍。他内心一阵恶心,像是晕船的感觉”——这是他曾经在超级中学的生活,也是他如今在北京的生活。

听说了罗明扬的近况,欧阳艳琴向他提议,回学堂做全职的编程老师。罗明扬动了心。但校董钱琳霖坚决反对——“你至少给我在外面待三年再回来”。她认为学堂提倡的“爱”,是“以离去为最终的嘉奖”。

2020年11月,学堂为生活老师刘露举办婚礼。不久后,刘露前往日本工作,实现了她一直以来的梦想  ©实务学堂供图

钱琳霖提醒我,要警惕将学堂乌托邦化的叙事。电话里,她抬高了语调:

“学堂面临的真实问题,不就像这些孩子面临的真实问题——我们被撵着到处走,我们没有户口,我们没有什么钱,我们也不被更多的人认可……但真实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个人不愿意将学堂的酸碱度搞得跟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我们谈起珍贵,是在这样的酸碱度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有我们自己的选择,依然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这个世界的不确定性,并尽可能的保护好自己的内心。”

权衡过后,罗明扬找了一份在广州的程序员工作,周一到周五在公司上班,周六来学堂给同学们上课。在他勾勒的蓝图里,他将来能开一家自己的公司,学堂的孩子们毕业后就能来上班,“相当于多一个自己人的出口”。

困顿交叠之际,王艺璇也收到了学堂抛来的橄榄枝,回来当教学助理。邀约发出已久,她却迟迟未做决定。她同样将世界分割为学堂和学堂之外,前者意味着安全、真诚、可靠,后者则正相反。但她同样清楚,后者才是真实的世界,“想(回来)是它不那么痛苦,不想也是它不那么痛苦”。

只是这时候,她已没有太多选择:“那会儿再谈探索,就觉得很空啊,你没有时间,没有钱,你探索什么?”她首先需要一份工作。她接受了学堂的邀约。

2020年秋天的尽头,王艺璇、罗明扬和实务学堂全部的孩子,在广州重新聚首。

另一个故事正在发生

罗明扬的住所隐于广州越秀区的小巷深处,地图没办法导航到精确位置。路面老像是黏糊糊的,裸露的电线在黑夜里交错。搬进这个不到30平米的屋子后不久,学堂的另外三个同学也开始了在广州市区的实习。每天从学堂往返路途遥远,租房又超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平日里,罗明扬沉默寡言,但这次,他主动提议,你们可以来我这儿挤挤。他没让他们交房租。

于是,一个同学和罗明扬挤双人床,两个在客厅打地铺。晚上,垫子展开时几乎会占满整个客厅,另两位上厕所要小心地跳过。一块吃饭时,他们接到生活老师打来的视频电话,争相介绍这道菜是谁做的,等会谁负责洗碗。生活老师说,明明你们已经走上社会,日子却好像回到了还在学堂的时候。

同学们和罗明扬住在一起

实务学堂计划的培养时间为3年,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学生外出实习。通常都由学堂介绍,在公益机构任运营、行政或编程等岗位。有同学说,这让他“和以前摸不到的东西更近了一点”。也有同学说,实习加深了他对教育公平的思考。我在学堂时,一些孩子的实习仍在进行,他们憧憬着转全职的可能。

“转全职比较难。”欧阳艳琴和我说。原因显见:能力不够。有同学在编辑文章时还分不清“得的地”。编程最厉害的,水平约等于编程专业的大一学生。

她也认清了一个现实: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实务学堂不可规模化,至少“不是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范围内”。

励志的故事,人穷志坚的故事,“剧烈的、曲折的”故事,似乎仍然空缺。作为写作者,我一度也陷入迷惘,不知该如何讲述实务学堂的故事。它像是我们每个人在经历的:我们制造希望,又不停幻灭。我们奋力前进,有时却如同逆水行舟。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吗?

动笔前,有天晚上,我偶然看到,在搬来广州的开学典礼上,欧阳艳琴问了同学们一个问题:你在学堂,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这些东西,值多少钱?

这是同学们写下的答案:

我们搬校舍的经历值10万元;

我们的氛围值100万元;

我们学到的知识价值1千万;

我们的未来值1000万;

我们的友情值100000000+元;

诚实值1万比特币

我意识到,另一个故事正在发生。

和王艺璇姑姑王静红交谈的末尾,我们聊起学堂孩子的未来,聊起王艺璇的迷茫与企盼:她有时还是会动起要上大学的念头;她担心老师们仍然将她看作学生,因而对她更为宽容;像她在学堂学到的那样,她也依然期待着走向一个更大的世界。气氛一度陷入凝滞。

我说起,我观察到的王艺璇是成熟、有见识、有共情力的。王静红抬起头,一连说了四遍“高兴”,“这才是真正的能够安慰到我的,我们就是想让她成为这样一个孩子呀。”她轻轻哭了起来。

我们谈到了青云计划,一个将高智商的贫困孩子送去留学的教育项目。“聪明的孩子总是很好教的,只要有足够的经济支持,这部分孩子是能走出来的。”王静红说,“学堂的孩子不是这样,他们费了那么多劲,他最后可能依然是做了一个外卖员,他们要做的是,怎么让他做外卖员依然能够过得很幸福。这更难,但这是教育的本质,这更是教育本身。”

王静红说,摆在面前的课题是,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去面对所有的孩子——包括那些普普通通的孩子?

在所有访谈都结束后,我找到了离开学堂的沈博涵。在学堂待了一年半后,沈博涵被父母要求回老家的初中。他一度抗拒,想到“首先还是为了要生活,梦想肯定是没有生活要高的”,最终屈服。

我和沈博涵的第一次通话在周日晚上,聊到晚上10点,母亲督促他睡觉。挂断前他嘱咐我,下周末约。到了下周末,他接上回忆的线头,继续热烈地讲,他们怎么在学堂一块打水仗,怎么花一个月策划了一次登山又在当天被大雨捉弄,怎么合伙鼓捣出一个叫“呱呱食堂”的餐饮创业项目,他们顶着太阳在医院门口卖盒饭,有天没卖出去盒饭,却去隔壁摊买了份凉皮。

“在实务学堂的时间一闪而过,感觉就像一场旅行一样。”他忽然梦醒了一般说。

在学堂打水仗的学生们  ©实务学堂供图

回老家学校的第一天,走进校门,远远看到所有人整整齐齐地立着课本朗读,没有感情,不停重复,他心想“我完了”。有次,老师讲到一个初三男生被家长扇耳光后跳楼的新闻,评论说,现在的小孩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了,你们有没有点良心?课后,沈博涵找到老师,说没有哪个孩子会无缘无故就跳下去了,也许他从小就在家里受到压迫……没等他说完,老师打断了他:哪有那么多借口,现在的孩子就是这么窝囊,好好学习就对了。

有时,沈博涵把想说的话记在备忘录上,“自己跟自己讨论就可以了”。自己想不通的时候,就给学堂的同学们打电话,经常一连打两个小时。在学堂读书会上读的那本《阿内特青少年心理学》,他随身装在书包里,前几天开期末表彰大会,别人写作业,他坐底下看这书。

离开学堂的这一年多,沈博涵说,总结下来就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也“没有办法”逃离系统。但学堂教给他的、他有办法做到的是,“如果改变不了什么的时候,最好不要被别人改变自己”——比如当老师用“哪有那么多借口”打断他的时候,他仍然相信自己是对的。

◦ 感谢实务学堂全体师生对本文的帮助;林一、王静红、沈博涵为化名。

* 本文为谷雨 × 知乎「吾辈问答」合作稿件,前往知乎搜索「普通学」,查看更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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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人 | 杨瑞春 编辑总监 | 赵涵漠 责编 | 金赫 运营 | 林双 伊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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