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期间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研究

紫金草 2020-05-20

内容摘要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难民收容所是南京大屠杀期间规模较大的收容所,其存在时间也较长。由于位于安全区边缘且缺乏西方人士驻守保护,这个收容所频繁遭受日军侵扰。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收容所所长姜正云带领管理人员与义工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为难民争取生存空间。他们为难民安排住宿、施放米粥、实施医疗救助,积极开展难民救济工作在难民遭遇危险时,他们挺身而出保护难民,与国际委员会一道揭露日军暴行。南京大屠杀期间,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扶危济困,令难民绝渡逢舟,他们的义举将为世人永远铭记。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金大附中 难民收容所 难民救助

近十余年来,不少学者借助文本史料、口述史料,对南京安全区进行多维度分析,深入探讨难民的数量、食物、卫生以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对难民生活的援助等情况,不仅关注到当时日军当局、伪南京自治委员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关系,也关注到难民心理的永久性创伤。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史料的进一步挖掘,部分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难民收容所。整体而言,仅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江南水泥厂难民收容所等部分收容所受到了学者关注,学界对于此外的20余个难民收容所研究较少,相关著作和论文多侧重于难民生存状况的某些方面以及西方人士对难民收容所的援助,关于难民收容所如何进行工作协调、实施难民救助的研究不足。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金大附中校址上建立起来的规模较大的难民收容所。该难民收容所占地百余亩,最多时曾有约1.5万名难民避难于此,难民数量仅次于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同时它还是最后一批解散的6个收容所之一,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31日,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共存在了6个月。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辖的25个难民收容所中,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在难民救助管理方面具有代表性%其组织和管理人员以中方人员为主,这是安全区难民收容所的普遍管理方式,即西方人士负责协调、防卫,中方人员负责主要具体事务。另一方面,作为金陵大学的校产之一,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筹备时间较早,组织机构较为完备。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以其组织良好、管理有条不紊,受到中外人士的高度赞扬,亦可作为难民收容救助之典范。

本文以当时留在南京西方人士的文献资料为线索,辅之以相关档案资料、幸存者口述、相关人员回忆资料以及金大附中(现为金陵中学)校史资料,对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进行简要梳理,探究其在日军的暴行下是如何保护难民、开展难民救助管理工作。

一、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筹备与设立

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是1910年金陵大学堂分设的中学部,简称金大附中、金中,隶属美国教会美以美会、基督会、北长老会在美国纽约联合组成的大学托事会(又称创建委员会)和大学托事会驻宁办事机构(又称佥陵大学校董事会)管理。起初,校址位于南京鼓楼西南的宏育书院旧址。1916年,金陵大学迁入鼓楼西南坡(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校址北园),金大附中迁入干河沿(今中山路169号)。

1937年11月25日,金陵大学与金大附中奉令西迁四川办学。其位于南京的校产统一由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管理,贝茨( Miner Bates,中文名贝德士)为主席。受饶家驹( Robert Jacquint de Besange)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的启迪,金大附中校友、时任金陵大学校董会董事的杭立武与留在南京的美国人魏特琳( 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米尔士(W.Plumer Mills,又译米尔斯)、贝德士、史迈士( Lewis Smythe)等人不约而同提出设立南京安全区的建议,并与美国大使馆、南京国民政府积极联络,得到了美国大使馆官员W.R.派克(Peck)、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等人的支持。米尔士和贝德士等人积极联络各方人士,筹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动南京安全区的成立。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委员史迈士、林查理( Charles H. Riggs)、特里默(C.S. Trimmer)、陈嵘、齐兆昌、顾俊人等人均积极参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筹划工作。作为金大校产,金大附中自然被纳入安全区范围。

金大附中作为教会学校,与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群体关系密切。金陵大学、金大附中内设有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组织。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为南京基督教青年会副会长,菲奇( George A. Fitch,中文名费吴生)担任副干事。基督教青年会与金大附中图书馆共用一栋二层楼,楼上为图书馆“青年会干部为学生,少数教职员为顾问”,史迈士曾担任过金陵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服务部部长,顾俊人则负责夜校部。同时,金大附中首任校长韦理生(W.F.Wilson)是鼓棱医院威尔逊医生( Robert O. Wilson,中文名韦如柏)的父亲。威尔逊医生曾就读于金大附中,在金大附中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南京大屠杀期间,菲奇担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史迈士任秘书,统筹国际委员会工作,威尔逊驻守鼓楼医院,为难民提供医疗救助。

1937年12月3日,安全区管理委员会成立矮委员会下设总稽查、粮食委员会、住房委员会、卫生委员会、运输委员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系。该委员会由中西方人士共同构成,拉贝(John H.D.Rabe,中文名艾拉培)、贝德士、菲奇、史迈士等西方人士负责统筹协调工作,韩湘琳、王廷、沈玉书等中方人员负责具体工作的开展。经住房委员会委员、美以美会王明德牧师的介绍,时任金陵中学舍监暨英文教员的姜正云参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救助工作,担任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所长,并兼任安全区住房委员会第二区区长。

姜正云,别号雨辰,1894年出生于湖南岳阳。从小家境较为贫困,7岁母亲去世。姜正云白天在岳阳湖滨大学堂读书,晚上帮教会做事,凭借教会支付的微薄薪水养活自己。1916年,高中毕业,1917年,任湖南辰州府朝阳中学英文和算术教员兼辰州府青年会学生部干事,其后前往金陵大学进修,于1924年取得南京金陵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5年,姜正云任岳州美立长老会牧师,进行传教活动,1930年,任汉口光华中学教务主任。1935年,他来到南京,任金大附中舍监、训育副主任兼英文教员。姜正云与南京基督教会关系密切,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南京沦陷前夕,金大附中决定西迁,但由于西迁校舍未定,校长张坊遗散校内62名教职员,只有部分职员前往四川。姜正云家庭负担重,要抚养姜临英等6个子女,无力西迁,决定留守。当时,决定留在南京的金大附中职工还有王宗福、薛万锦、严步青、刘廷等人。

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受安全区管理委员会管辖,接受住房委员会的帮助。住房委员会要求校内员工把他们支配下的房屋向难民开放,除此之外,姜正云作为区长,还需管理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附近区域内的“民宅、商号和菜地、空地,或租房或借房或自行搭建临时住处”,“以备南京沦陷后救助更多无辜的受难民众”。

除了住处问题,粮食问题也被纳入筹备规划之中。南京沦陷前,富裕市民西迁之后留下部分物资,姜正云便带领着留京护校教职员将一部分未带走的粮食以及相关物资运进中学贮存。

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筹备时间较早。1937年11月底,金大附中西迁后不久便开始了收容所的筹备,12月初,陆续对难民开放。12月4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发布新闻专稿,提醒难民可携带铺盖、衣服等进入难民区,协商入住私宅,并自备至少一周生活的食品。12月9日,日军占领南京外围阵地,此时大部分收容所都已经开放,许多人搬进了难民收容所。幸存者马继武一家在父亲朋友吴存义的帮助下,较早搬到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居住,据他回忆,“当时人还不算多”,在管理员的安排下,“每个人都在教室打地铺”。

作为美国教会财产,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在安全区前期规划过程中,便被纳入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核心的救助体系之中。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辖的25个难民收容所中,可分为国际委员会筹建的难民收容所、难民自行组建的难民收容所两种类型。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西门子洋行难民收容所、金陵神学院难民收容所等,皆是由国际委员会组织筹建的难民收容所。其中,又分为有西方人士驻守与无西方人士驻守两种情况,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有魏特琳和戴籁三夫人(Mrs. Twinem)守护,拉贝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保护西门子洋行难民收容所,而金大本部由贝德士负责看守。由于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的贝德士、史迈士、林查理、特里默皆无法驻守保护金大附中,因此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完全由姜正云为主的中方人员进行管理,其安全性被大大削弱。但相比于贵格会传教团收容所等难民自行组建的收容所,“公共建筑物所遭受兵灾,显甚于悬外旗之私人机关建筑物”因而,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在25个难民收容所中具有特殊地位,一方面,相对于一般公共建筑物,它作为美国教会财产更为安全,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西方人士驻守,仅仅凭借美国国旗并不能抵御日军的侵扰,这也加大了收容所的管理难度。

在筹备期间,金大附中留校职员姜正云、王宗福、薛万锦、严步青、刘廷等人积极协助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进行房舍管理和物资筹备。此外,为加强消防工作,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还组织义工建立了消防队。他们在校门口挂起了美国国旗,所有工作人员都发给袖章。

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位于安全区的东南角,处于安全区与非安全区的过渡地带。其南边靠近新街口,往西走可到五台山,北与小粉桥相邻,东面距原国民政府大楼等政府机关的非安全区地带较近。因为处于安全区边缘区域,更易遭受战火影响。

二、日军在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暴行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当局放纵士兵烧杀抢掠制造屠杀惨案,安全区的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日军第16师团担任南京城的警备任务,其司令部设于距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不足2公里处的南京国民政府旧址。而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由中亚村(今白下路)迁至北京路,与金陵大学毗邻。由于位于安全区的边缘且无西方人士看守,许多日本士兵随意闯入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搜捕中国士兵、屠杀难民,抢劫难民财物、强奸妇女,犯下了一系列暴行。

(一)搜捕与屠杀

1937年12月15日,安全区卫生委员会第二区的6名街道清扫工在鼓楼被闯入住所的日本士兵杀害,另外1名清扫工被刺刀严重刺伤。同日,学生於明德在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被日军枪杀。12月16日,日军当局通知国际委员会,将派遣部队进入安全区搜寻中国士兵。安全区的治安每况愈下,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境况变得更为糟糕。

12月17日晚,在金大附中,“一个震骇欲狂之幼童被杀于枪刺之下,另一幼童受重伤将死”,“兵士昼夜爬墙出入校地者不可计数”。威尔逊医生的日记对此亦有相同的记载,18日上午,他花了一个半小时为这个“受重伤将死”的男孩做了缝补手术,因为男孩一共被刺了五刀,“其中一刀刺穿了他的肚子,一部分的腹膜流了出来。”威尔逊本以为这个男孩能存活下来,可惜的是,男孩在3天后死去。据了解,该男孩的母亲最先被日本人杀死,当男孩跑向他的父亲时,他父亲也被杀死,一家三口皆死于日军的屠杀。

日军搜捕中国土兵的行动在占领南京后最初的三个星期一直没有中断,难民聚集的安全区成为他们搜查的重点区域。日军多次闻入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搜捕中国士兵,并带走他们认为可疑的难民,“隔一段日子,每天都有一小队鬼子,大约10人左右,闯进金大附中来”,他们“抓逃进来的中国军人,一经抓到,立即枪毙。”

为了继续搜捕安全区内的中国士兵,日军又采取“难民登记”的办法,1937年12月22日,日军张貼布告,声称24日将向难民及一般老百姓发放良民证。这是日军以登记的名义对安全区内藏匿的中国士兵进行彻底搜查的一种方式,亦是另一种方式的“屠杀”,当晚,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收到消息,日军过几日将进入金大附中进行“难民登记”。刚开始,难民们以为“只要有保人,保证他不是中国兵,就可以没事”,于是,难民们商量好被此之间相互保证以应对检查。

登记当日,日军在金大附中周围布设岗哨,并派兵进入学校,今各教室的难民集中在一个大操场上,女人和小孩集中在一起不予检查,男人则集中于操场中央。此外,日军“将每间教室的难民管理员集合在一起,并成二批对立,中间留一空道约三公尺。”一切布置妥当后,首先由一个汉奸(翻译)对难民进行威通利诱,声称藏匿于难民中的中国士兵若有主动承认者,“不仅可保性命,亦可得到一份工作,若被查出是士兵则立马枪毙,”许多难民对这样的“承诺”信以为真,“自动站出来的难民有三十多人”。为了进一步确认难民的身份,日军还对男性难民进行检查,主要是摸头、验额、瞄腰、着手,当时有难民总结道,“难民登记时,有五关难过:一是光头关、二是手上老茧关、三是肩膀上老茧关、四是头上相印子关、五是套头的卫生衣关,在这五关上死的人很多。”

为了防止难民互相作保、“包庇”逃难的中国土兵,日军要求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住室管理员作保,作保者负有连带责任。每一个被登记的难民必须从管理员中间通过,并被询问“你有没有保人,你的保人是谁”,“如果他说的保人亦承认保他,就算通过了,到一边有保人的地方去,如果没有保人,即另到一边去”,“没有保人的人,每到五六十人,即由日兵枪队押着上汽车,开到雨花台枪毙。”对于藏匿于难民收容所内的部分中国士兵,住室管理员是有所了解的,为了保护自己,有的管理员不愿意轻易与人作保。最终,从金大附中带走的难民上百人,“拉去枪毙的并非全是所谓中国伙夫,但是只要年轻力壮,没有人保他或是光头没有留长发的,都视为中国兵。”经过登记后,难民收到了“良民证”,生命算是有了一层保障,但无论何时,难民的生命都掌握于日军的喜怒之间。

(二)劫掠与强奸

除了残忍的屠杀,日军还肆意劫掠财物、强奸妇女。1937年12月14日晚,“安全区第二区的全体居住人员被赶出房子”,房子里面的东西也被洗劫一空,其中第二区区长姜正云本人被日军抢劫了两次。掠夺、强奸等暴行在安全区随处可见,“安全区里的房子,不管有没有悬挂旗子,都被砸开或洗劫了。”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也不例外。

威尔逊在1937年12月18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在金大附中有8000名难民,昨晚日本兵翻墙进去10次,抢劫食物、衣服,并强奸妇女直到他们满足。”即便日本大使馆应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要求,为金陵大学、金大附中、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较大的难民收容所发放了日文布告,但日文布告对日军起不了任何约束作用,“日本士兵仍然继续破门而入,将这些房子洗劫一空。”他们到处搜索妇女和物品,相当多的大门和窗户被他们用来复枪的枪托击碎。金大附中厨房里的设备全部被日军抢走,有几幢大楼内的器具和大部分附件也被洗劫一空。

12月17日晩,有“八妇人被蹂躏”,美国国旗被日本士兵“以轻蔑之态度擅加撕毁”,难民管理人员不仅无法阻挡日军的人侵,甚至连自己都有生命危险,“被(日本)兵士无理由加以痛击”。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所长姜正云“一边流着愤怒的眼泪”,一边致信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菲奇,“今天晚上,日本兵为了进一步搜寻少女闯入了我们的宿舍。到处都充满了鸣咽声。”

除了直接强奸,日军还闯人难民收容所内掠夺妇女。据孙宝贤回忆,1937年12月28日上午,日本士兵到金大附中各难民室巡视,寻找妇女,晚上12时,“日军开了一部大卡车,停在学校墙外后,日本士兵即翻墙跳进学校,到每一难民室拉女人,共约拉去廿多人,仍翻墙拉上汽车,疾驰而去,第二天上午又用汽车把他(她)们送回来。”隔日,“日军又在邻近的学校之楼上拉女人,我们只听到女人大哭大叫及喊闹声约一小时,不知道拉去几个女人,同样用卡车接去,第二天再送回来。”此类暴行层出不穷,使得收容所内的女性难民,“除老太婆外,其他人白天用黑灰抹在脸上,并将头发弄乱像个疯子,叫人一看活像个女鬼。”她们不敢出门,也不愿意梳洗,整日蜷缩在角落的棉被中以躲避日军的侵犯。

此外,日军还肆意抓夫。日军对于夫役态度十分恶劣,对其随意施暴,有的人甚至惨遭杀害。避难于金大附中的难民张文泉因出门挑水被日军抓去充当夫役,他不仅要为日军挑担做饭,还要遭受日本士兵的毒打,有一天,一位日本士兵因被马踢到而迁怒于他,向他的小腹狠戳两刀。难民马继武也在金大附中附近被日军抓夫,负责为日军做饭,由于年纪小不会做饭而遭受日军的虐待。1938年2月22日上午,日军开了一辆卡车到金大附中索要劳工,他们肆意搜查难民收容所,粗暴地殴打难民,并将30余名难民强行带走。

(三)威胁与压迫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难民因受到日本官兵无休止的侵扰而无法睡眠,难民中弥漫着一种歇斯底里的恐惧。收容所的管理员也无力阻止日军的暴行,同时他们还面临着日军的威胁与压迫。姜正云在给菲奇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痛苦,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虽然有拯救他们的心情,却没有这种权威”,“是一个地位处境微末的人”。除了对难民的直接追害,日军还通过恐吓威胁的方式逼迫难民、难民管理员成为日军的特务,迫使难民们在军事征服中寻求保护。部分难民收容所的员工在胁迫之下,为日本人服务。1938年1月5日,金大附中一个姓苏的员工和一个能说日语的难民被领事馆警官胁迫参与他们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是指出苏联使馆的女佣”。为此,日本领事馆警察高玉搜索了姓苏员工的房子,并多次出现在中学对其进行威胁。

1月8日下午2时左右,日本士兵从干沿河路金大附中门口进入,突然捆绑并带走了收容所的日语翻译刘文彬( Liu Wen-pin)。其原因仅仅是因为他拒绝做领事馆警察的随从。这一事件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导致收容所上下人心惶惶。在贝德士通过大使馆向日方提出抗议后,高玉回复称,“刘先生已经获释。”10日傍晚,刘文彬找到贝德士,称自己受到宪兵极其残暴的对待,请求庇护。贝德士将其藏于家中。但次日下午3时,在贝德士不在家时,一名宪兵来到汉口路21号贝德士的家中,再次带走了刘文彬。对于日军如此粗暴而无礼的行为,贝德士致信日本大使馆,为刘文彬据理力争,并声称要将此事报告美国使馆控诉宪兵不法行为以及针对美国财产的不法干涉。贝德士如此强硬的态度也惹恼了日方,为决后患,他们决定处死刘文彬。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与日本方面的矛盾日益加剧,难民收容所的处境尤为危险。1938年1月13日晚,一个士兵在一个中国人的帮助下翻过围墙,他进入东大楼用枪威胁人们,不准他们报警。在那里,他两次放火点燃一间满是难民的教室。他抢到一个姑娘,越墙离开。”“四名日本人窜进附中的一间教室。他们所干坏事的细节尚不得知,因为守门人受到严重威胁。他们带走了一位姑娘。他们是宪兵,至少部分人是被派到附中门口站岗的。他们穿着中国布鞋,部分(人穿着)中式服装。”与此同时,贝德士收到了刘文彬被枪杀于山西路21号的报告。人们在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受到的威胁以及对日军复仇的恐惧,使得收容所管理者无法正常工作。

面对日军暴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通过日本大使馆与日军当局联系,希望能约束士兵,保护安全区的难民,维护安全区的秩序。然而,日军为达战争目的,采取了暴行战略,企图通过在当时的中国首都运用恐怖、野蛮、极端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和能力。难民们寄希望于西方人士,希望他们驱逐闯入的日本士兵以保护安全。拉贝大部分时间呆在家里守护西门子洋行难民收容所的600余名难民,“华群和戴籁三夫人不敢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也是如此,“只要贝德士有事离开,他们就四处寻他。”但西方人士数量有限,且肩负统筹协调任务,无法处处给予保护。为此,金陵大学还专门设立救济委员会,由贝德士就日军在金陵大学校产上的暴行单独向日方提出抗议,与其交涉。

三、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对难民的救助与保护

1937年12月8日,国际委员会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安全区正式向难民开放。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难民收容所承担起了安全区管理的重担。由于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只有中方管理人员留守,并没有特定的常驻西方人士作为“保护神”,因此其管理架构在日军进城后变得脆弱不堪。收容所中方管理员采取积极的自保措施,减少与日本官兵的矛盾冲突,同时对受伤难民开展医疗救治,维护难民的基本生存权益。

(一) 难民收容

安全区开放以后,每日都有来自南京周边地区以及市内其他地方的难民不断涌入,位于其边缘的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很快就人满为患,收容所被迫关闭了大门。为了进入收容所,“难民就想方设法从靠干河沿和靠豆菜桥的两段比较矮的围墙上爬进来。”其中包括败退的中国士兵,“有的士兵踩在马上面翻墙进入难民收容所。”至1937年12月17日,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已涌入6000—8000名难民,大多以家庭为单位。难民的食宿问题,成为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亟需解决的难题。

首先是难民的住房问题。金大附中建筑面积较大,分为A、B两区,A区为教员住宅区,有三幢建筑物,占地20亩;B区为校园区,包含网球场、操场与9栋建筑物,自东向西为宿舍楼、东课楼、小礼堂、钟楼、图书馆、口字楼、伙房、北课堂、西课楼。为了安置数量庞大的难民、合理规划难民住所,尽可能救助更多的难民,收容所腾出教室、体育馆、口字楼、图书馆、教师宿舍等。然而,由于难民太多,收容所内拥挤不堪,收容与管理的压力极大。南京城陷之际,原教导总队辎重兵杨洪瑞在市民的帮助下,来到金大附中体育馆避难,当时,“体育馆内挤满了难民,混乱不堪。别人都是一家户地围坐在一起,需要上厕所或外出,地方都给留着”,杨洪瑞是单身汉无人帮忙,“上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就没地方了。”“体育馆管理员王宗福看他老实巴交的,就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住处。”为了更好地管理难民,收容所将难民分成40组,每组有一个住室管理员,对于收容所的全体难民实行登记以加强管理。因人手不足,收容所挑选部分熟悉且有能力的难民协助管理。如难民窦祥昌因父亲窦晴芳教书时认识美国人而成为管理员。对于难民的管理也较为严格,“愿意服从规定的难民目前被禁止离开收容所”,“几个吸鸦片的人被逐出收容所”。

其次是解决难民的饮食问题。南京沦陷前,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内的难民大部分尚且能够自给自足,许多难民或返家煮饭,或用自带米粮烧饭,可自行解决饮食问题。南京沦陷后,全城被黑暗的恐怖氛围笼罩,日军到处烧杀抢掠,难民不能也不被允许随意出入校园,许多难民自带的粮食很快就耗光了,大部分难民只能由收容所进行救济。

为此,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在学校食堂、口字楼后侧设置了粥厂,专人负责为难民做饭,“从早到晚连续不断地烧着稀饭,供七八千名饥寒交迫的难民吃。”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日送来8袋大米与部分燃煤以供难民收容所粥厂使用。由于难民太多而资源有限,收容所并不能负担所有难民的三餐,一般是一天两餐稀饭,每人只有一大碗。另外,由于自来水停止供应,偌大的学校只能依赖中学内的唯一一口水井,水资源匮乏。为此,难民只能出去挑水解决水源短缺问题。1938年1月3日,自来水管恢复供水,缺水情况才有所改善。

除了解决饮食问题,还需解决煤、衣物等一系列问题。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为此成立了消费联合会,联合会经营一个售货点为难民提供方便,所有货物的销售价格由特别委员会规定。

由于难民多,储备的粮煤很快就耗尽了,国际委员会一日8袋大米的配送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此外,收容所内还有不少极度贫困的难民。1937年12月17日,所长姜正云向安全区总干事菲奇求助,“由于(难民)人数很多,这8袋大米显然不够。对于来自东、西门的人来说,需要的不仅仅是大米,而且还有衣服等。他们的家已化为灰烬,连居住的地方都没有,相当贫困。请再给我们送来8袋大米。除了大米以外,手头上还没有煤、柴火。”8为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提高了对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物资配送,每天为收容所运送12袋大米以供分配。收容所每天向穷人和一无所有的人免费发放10袋大米,2袋出售给有钱的难民,其中心厨房的燃煤由林查理提供。同时,国际委员会将作为存货与赠品的衣物和卧具转交给难民收容所主管人员和教会机构予以发放。

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难民人数日益增长。参照史迈士的调查,1937年12月下旬到1938年1月,难民收容所的人数达到顶峰。与安全区外的破坏和暴力相比,安全区内没有火灾,难民待遇也优厚得多。因此,大部分难民更愿意居住于安全区。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内难民人数最多时达1.5万名,1938年1月3日,难民仍有1.1万名。其中,大多数难民亟待救济,仅仅12袋大米远远不能满足难民的需求。贝德土曾对安全区内难民收容所用米情况进行过估算,“预计以米一包煮成厚粥,可供300人一日之用”,10袋免费发放的大米只够3000人来食用,另外,“领米者以每包供250人一日之用为准”。按此推算,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有偿分发的两袋大米可供给500人食用。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每日拨给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12袋大米仅能支撑3500名难民食用。正因为如此,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到处都是挤来挤去的难民,饥渴难耐、缺医少药,只能用带着血的水做饭,由于粮食和饮用水都很有限,最困难的时候一天只能吃一顿稀饭。”部分比较富裕的难民可以向国际委员会开设的米店买米,“8元一袋,自己想法子煮饭,大家分着吃。”还有部分“胆大的人,就趁夜间到大街上商店或巷弄住宅搜取食物及日用品。”

相比其他难民收容所,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因人数众多且流动性强,管理难度很大。虽然,收容所制定了相关的难民管理的规定,但管理人员捉襟见肘。收容所的粥厂由校内员工协助安排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有国际红十字会与世界红礼字会南京分会设立的粥厂负责难民饮食问题。兵微将寡,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管理者大多身兼多职。薛万锦作为金大附中留校职员,主要负责难民后勤工作,为难民做饭,同时他还要维持收容所秩序,为难民安排住处、为受伤难民包扎伤口。王宗福既是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门卫,也是体育馆难民组的管理员,协助维护秩序。

后来,由于厨房里的设备全部被日军抢走,收容所的粥厂难以继续开办下去。幸存者马继武回忆说,“后期因厨房里面没有器具了,不能煮饭,所以就没有发粥了。”许多人因没有粮食供应便离开难民收容所,有些人从家带米过来煮。

日军早就试图解散安全区,要求难民必须回家。但由于安全区外暴行肆虐,许多难民不愿离开,日军遣返难民工作进展缓慢。为了尽快使难民返回原居住所、解散安全区,1938年1月28日,日军发布通知,声称将于2月4日强行解散所有难民收容所,大量难民或被迫或自愿返回原居住地,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难民数量一度减少至5000名。但因日军继续施暴,相当多的难民又重返收容所寻求庇护,2月5日,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难民数量由5000名增至8000名。

(二)难民保护

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频繁遭到日本士兵的侵扰,他们或者抓捕夫役,或者掳走妇女,即便被西方人士警告也无所忌惮。保护难民的人身安全成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难民收容所面对的首要问题。

收容所的中方管理者原寄希望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的西方人士,所长姜正云请求“让数名水兵下船,站在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以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门前”保护难民。但日军早已封锁南京城,菲奇、贝德士等人毫无办法。不仅如此,这些西方人士势单力薄,疲于奔命,他们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多次遭到日本士兵的威胁。

在拉贝等人的抗争下,1937年12月20日,日军在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等地设立了岗哨。岗哨由小粉桥32号靠近附中的宪兵办公室安排人员站岗、巡逻。尽管如此,大部分日本军警对暴行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更多的是对他们日军(所)需的食物和舒适感兴趣,而不是尽力去保护难民。晚上他们全都在应他们要求而提供舒适的床上睡大觉。”当日军拉走一卡车的妇女时,守卫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宪兵却视而不见,“只要日本士兵不由大门出入,宪兵亦不加过问。”

为了加强与日本领事馆警察、日本宪兵的联系,减少暴行的发生,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管理人员为日本宪兵和警察等准备了香烟等礼品。同时他们还要配合他们,为其在收容所寻找劳工即便遇到了因翻墙而受伤的日本士兵,也只能委曲求全,派人予以医治并告知翻墙始终是件危险的事。

为保护难民,管理者还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以防范日本士兵的入侵。士兵直接从大门冲进收容所。收容所还设置了警笛。1937年12月25日至26日深夜,日本士兵翻过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东南角的围墙,试图接近宿舍大楼,在此之前,他们多次得手,然而,这一次,迎接他们的是“警笛”,“警笛突然一响,士兵们对整个宿舍响起(抓捕犯人时)的叫声感到吃惊因此被吓退了。”在给美国大使馆的信中,贝德士称之为管理者们组织的“防御措施”。一小部分会讲日语的难民充当义工,与日本士兵进行交涉,保护难民。如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义工刘文彬常利用自己的日语优势,多次制止日本士兵骚扰妇女。

收容所还采取多种方式保护妇女和中国士兵。如将40余名妇女藏在钟楼地下室,由工友们暗中送饭。管理员薛万锦等人为收容所内年轻难民女子剪发,把她们剪成像男子一样的短发以躲避日本士兵的骚扰。他们还为逃入收容所的中国士兵换上难民的衣服。除了拿出自己的衣服外,还动员其他难民拿出换洗的衣服给中国士兵,并把换下来的黄军装拿到厨房烧掉。另外,在日军人校搜捕土兵、进行“难民登记”时,部分管理人员积极进行营救。王宗福冒着生命危险将“难民管理员”的臂章别在辎重兵杨洪瑞的手臂上,让其伪装成难民管理员逃过一劫。教导总队工兵团第三营营长孙宝贤与第五十二师的陈姓汽车兵本被纳入无保队伍,幸得一位管理员的作保,使得他们有机会趁乱跑到有保人的队伍中得以保命。薛万锦和几个同事还鼓动老年难民去认领青年,挽救了一批人的性命。管理员严步青认一难民为子,王宗福认领一难民姑娘为女儿,使他们摆脱了被抓的危险。还有部分难民被藏于阁楼等地以逃脱日本士兵的搜捕。

不仅如此,收容所管理者作为暴行的直接见证人,将日军的暴行一条条记录下来,定期汇总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菲奇、贝德士等人,通过他们向日本大使馆抗议。所长姜正云著有《南京金中难民收容所记录》一册,以反映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的状况。随着日军罪行在世界各国见诸报端,日军当局不得不对士兵的暴行有所约束。

南京大屠杀期间,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中的中方管理人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一方面忍受着日军的威胁,一方面承担着保护难民的职责。相对于一般难民而言,管理员所佩戴的臂章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他们免受检查,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他们更容易与日军产生冲突,其生命安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所长姜正云曾因没能及时满足日军索要劳工的要求而遭受了粗暴的殴打。因此,难民收容所管理者只能尽量减少与日军的冲突,寻求自保。在难民收容所每日卖米所得的钱款中,除了购买绳索、扫帚等必须用品之外,招待日本士兵的烟酒支出亦占不少比例。日军暴行频仍,城内的西方人士不仅人数少,而且“远水”难解“近渴”,在这样的状况下,上述方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生存策略。

(三)难民救治

日军的暴行给众多难民带来了身体上的伤害,因而,医疗救助也是难民收容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幸而在筹备期间,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已建立较为完备的救助组织,设有医务所、救护队、消防队、检查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收容所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世界红礼字会南京分会进行协作,为病人设立了一个医务所,由一些中国医生和护士负责难民的医疗救护,如有人死亡则由世界红字会南京分会提供棺木安葬。

难民收容所医务所中的医生与护士大多是难民之中有医务经验的人。徐淑德、徐淑珍姐妹因父亲是中医,且姐姐徐淑德曾在天济医院担任护士,她们在进入收容所第二天主动申请当义工,为避难的难民提供医疗护理服务。由于医疗资源的匮乏,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救护队只能对伤员进行简单包扎,徐淑珍等人平时只能用盐给病人伤口消毒,急重病人需要送到鼓楼医院救治。从金大附中到鼓楼医院一共有三条路:一条是从金陵中学后面走豆菜桥,经金陵大学宿舍区,再到鼓楼医院;一条是从豆菜桥转到拉贝所居住的小粉桥,再到鼓楼医院;还有一条就是直接走中山路,但由于路上日本兵特别多,不敢轻易选择这条路。不管如何选择,去鼓楼医院的路上到处都是日本兵,因而必须要有外国人在场。“马吉、宋熙伯等人经常出面(帮忙),但即使有他们的庇护,也还是要随时面对死亡的威胁。”由于难民太多,卫生条件太差,为了防止瘟疫传播,他们经常把石灰洒在收容所周围进行简单消毒。

另一方面,国际红十字南京分会也参与收容所及其周边的医疗救助工作。1937年12月21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前往金大附中旁边的安乐里,救助三名因“不能应兵士妇女金钱之要索”而身受重伤的难民。此外,安全区内存在多个诊疗所为难民提供诊疗给药服务,距离金大附中较近的有国际委员会同鼓楼医院协作开设的华侨路难民医院、国际委员会同世界红卍字会南京分会协商开设于金陵大学内的难民区第一诊疗所。

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管理人员与义工相互协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解决难民的生存问题。姜正云带着薛万锦、王宗福、徐淑德、徐淑珍等80余人维持着难民收容所的运作。1938年1月3日,罗威、王廷、米尔斯和福斯特( Ernest H. Forster)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前往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进行全面检查,对姜正云等人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收容所组织良好,领导有条不紊”。

四、结语

出于人道主义和对南京的特殊情感,二十多位西方人士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筹划建立难民收容所以保护难民的安全,实施难民救济。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中方人员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拉贝高度赞扬了中方人员在难民救助中的表现,“如果说我们外国人现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的话,那我们有很大部分要归功于……忠诚友好地帮助我们的中国朋友们”,“我们委员会各部门的实际工作都是中国人做的”,“他们是比我们冒更大危险的情况下进行工作的。”

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中的难民管理机构完全由中国人建立并运行,西方人士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所有管理人员相互协作,共同分担繁琐而艰巨的工作,将收容所管理得井井有条,所长姜正云及其团队合理利用金大附中的校舍以安置难民、开办粥厂、售货点等,建立了医疗队、消防队等。最为可贵的是,收容所管理人员能够有效调动难民充当义工,发挥难民的专长,共同保护、服务其他难民。

难民收容所本应以收容救助为主要工作,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金大附中难民收容所备受日军压迫,频繁遭受其侵扰。收容所管理员还肩负保护难民的重担,他们与日本兵苦苦周旋,同时寻求国际委员会的帮助,采取藏匿妇女、设置警笛等多种方式寻求自我保护,在难民有危险的时候,挺身而出。他们与国际委员会中的西方人士一道,勇敢揭露日军的暴行。在血色弥漫的南京,扶危济困、守望相助,为保护救助难民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义举将永远载入历史,为世人所铭记。

杨雅丽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